铅灰色的云层，压在明斯克工业区的上空，像一块浸透了苦难的脏抹布，把最后一丝阳光也捂得严严实实。
瓦西里攥着口袋里，仅有的半块黑面包，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面包渣透过粗布口袋的缝隙往下掉，他下意识地弯腰去接，却被身后的皮靴，狠狠踹在膝盖上。
“狗娘养的，耽误老子巡逻！”白匪兵的马刀鞘，砸在他的后背上，沉闷的疼痛，让他几乎喘不过气。
瓦西里死死咬着牙，不敢回头，他见过反抗的下场。
上周在工厂门口，老钳工尼古拉，只是因为抱怨了一句工资被克扣。
就被白匪兵拖到广场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打断了双腿，理由是“煽动反革命情绪”。
他踉跄着爬起来，拍了拍沾满尘土的工装裤，裤腿上的补丁层层叠叠。
最里面的一层，还是三十年前集体农庄时期的布料。
三十年，像一场荒诞的噩梦。
曾经的苏联，那个让他父亲伊万骄傲得挺直腰杆的国家。
那个能让工人分到宽敞住房、孩子免费上学、生病能得到医治的国家。
在两年前的那个寒冬，彻底崩塌了。
白匪和资本家像一群饿狼，扑向了这个庞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他们拆分工厂，把国有资产低价卖给外国资本。
他们废除集体农庄，把土地分给少数地主和投机者。
他们烧毁党校，禁止人们谈论马克思和列宁，甚至连红五星和镰刀锤头的图案都成了禁忌。
短短两年时间，曾经的超级大国四分五裂，十几个独立国家各自为战。
而瓦西里所在的白罗斯，恰好卡在三个分裂国家的交界处，成了白匪和资本家最猖獗的地方。
回到家时，低矮的板房里，弥漫着煤烟和饥饿的味道。
父亲伊万正坐在门槛上，手里摩挲着一个用铁皮做成的简陋红星。
那是他年轻时在红军服役时的纪念品，藏在墙缝里两年，才敢偶尔拿出来看看。
老人的眼睛已经花了，但指尖划过红星棱角的动作，却异常轻柔，像是在抚摸自己的孩子。
“爸，今天工厂又裁员了，彼得罗夫大叔被赶走了，他们说他年纪大，干不动活。”
瓦西里把半块黑面包放在桌子上，那是他一天的口粮。
“老板说，下个月的工资，要换成厂里的代金券，只能在他开的商店里用，价格比外面贵三倍。”
伊万浑浊的眼睛里，泛起一层水雾，他把红星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叹了口气道。
“我们那时候不是这样的。”
老人的声音沙哑，却带着一种穿透岁月的清晰。
“1956年，我刚进拖拉机厂，厂里有食堂、有澡堂、有子弟学校。”
“冬天车间里有暖气，夏天有风扇，每个月发的工资能买二十公斤肉，逢年过节还有福利。”
“那时候，我们相信，日子会越来越好，共产主义就在前面等着我们。”
瓦西里低着头，他听过无数次父亲讲过去的日子。
那时候，街道上挂着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孩子们唱着《国际歌》上学。
工厂的墙壁上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他小时候，还跟着父亲去参加过五一劳动节的游行，红旗如海，歌声如潮，那种万众一心的热情感动得他热泪盈眶。
可现在，红旗被焚烧，歌声被禁止，连谈论过去，都成了危险的事情。
“昨天，我在菜市场看到卡佳了。”伊万突然说，声音压得很低，“她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你看看吧。”
瓦西里心里一紧，卡佳是尼古拉大叔的女儿，也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
尼古拉大叔被打断腿后，卡佳就失踪了，大家都以为她要么逃去了别的国家，要么已经遭遇了不测。
他接过父亲递过来的纸条，那是一张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用铅笔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
“明晚八点，老砖厂，找红星标记。”
看到这几个字的瓦西里大惊失色，赶紧对着自己的爸爸开口问道。
“这……这是陷阱吗？”
瓦西里的心跳得飞快，白匪最近经常设下圈套，引诱那些怀念红色岁月的人上钩，然后一网打尽。
上个月，就有七个工人因为秘密集会被枪毙，尸体吊在广场上示众了三天。
伊万摇了摇头，眼神却异常坚定。
“不是陷阱。”
“卡佳的父亲，尼古拉，是和我一起入党的老伙计。”
“我们当年在党旗下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就算死，也不会背叛信仰。”
“这张纸条上的红星，是我们当年地下党支部的暗号，除了我们这些老家伙，没人知道。”
那天晚上，瓦西里翻来覆去睡不着。
他想起了自己的妻子，一年前因为得了肺炎，没钱医治，活活病死在简陋的板房里。
那时候，医院被资本家收购，看病要付高昂的费用，他们家连一块面包都快买不起了，哪里有钱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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