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第一次站上讲台的时候，脚下那块水泥台还是自己和学生一起抹的。
那是九十年代初，村里穷得连像样的黑板都没有。两块木板拼起来，刷一层黑漆，风一吹就晃。
他不是科班出身。
高中毕业，成绩不错，却没考上大学。那年村里缺老师，村支书拍着他肩膀说：“小刘，你读书多，回来教娃吧。”
他说好。
就这么成了民办教师。
没有编制，没有保障，一个月几十块补贴。
可那时候，他心里是热的。
第一堂课，他讲《白杨礼赞》。
读到“在戈壁滩上挺立着”，他忽然停住，看着窗外那片瘦小的杨树。
“咱们村的杨树也一样，风越大，站得越直。”
孩子们抬头看他。
眼睛里是纯粹的相信。
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普通。
每天清晨，他踩着露水去学校。
夏天裤脚沾泥，冬天手冻得开裂。
他既教语文，也教数学，还带体育。
操场是一块黄土地。
下雨天就改在教室里跳绳。
“老师，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
有学生问。
“很大。”
他说，“但不读书，就走不出去。”
那时候，村里人不太信这个。
“读那么多书干啥？不如早点下地。”
他一次次去家访。
有的家长说：“娃不念了，帮家里干活。”
他就坐在炕沿上讲道理。
讲到天黑。
有一年，村里发洪水。
教室进水，他和几个学生用桶往外舀。
泥水浸到膝盖。
“老师，还上课吗？”
“上。”
他说。
他总觉得，只要教室还在，孩子们就有希望。
可时间不会只奖励热情。
九十年代末，国家开始清理民办教师。
“转正考试。”
通知下来。
他报了名。
那年他三十五岁。
每天晚上备考到深夜。
妻子在旁边织毛衣，小声问：“要是考不上呢？”
他没回答。
他不敢想。
考试那天，他穿着唯一一件西装。
成绩出来，他差两分。
两分。
他盯着名单看了很久。
有人转正，有人留下。
他属于后者。
“可以再考一次。”
领导说。
可第二年，政策变了。
不再招转。
他成了“清退对象”。
那天，他回到教室。
孩子们还在背课文。
他站在门口，看着他们。
心里像被什么掏空。
“老师，你怎么了？”
一个孩子问。
他笑了笑。
“没事。”
可他知道，自己快要离开。
清退补偿很少。
他拿着那点钱回家。
村里人议论纷纷。
“教了这么多年，还不是回种地？”
他确实回了田里。
锄头握在手里时，他觉得有些陌生。
可更陌生的，是没有讲台的日子。
每天清晨，他还是会在六点醒来。
却不用再去学校。
有时路过教室，他会停一会儿。
新的老师来了，有编制，有工资。
教室翻修了，换了新黑板。
他站在窗外，看孩子们写字。
没人认得他。
有一年春节，一个年轻人敲开他家门。
“刘老师，还记得我吗？”
他愣了几秒。
是当年那个总逃课的小子。
“我现在在城里当工程师。”
年轻人说，“当年要不是你逼我读书，我早辍学了。”
他笑。
眼角却湿了。
后来，这样的学生陆续回来。
有人当警察，有人做护士，有人开公司。
他们都叫他一声“刘老师”。
没有编制的老师。
没有证书的老师。
可在那些孩子心里，他是真的老师。
有一次镇里搞教育展。
有人提议把“优秀教师”照片挂墙。
名单里没有他。
他没去。
他在田里除草。
阳光落在背上，汗水顺着脸流。
他忽然想起，当年读《白杨礼赞》时说的话。
风越大，站得越直。
他没站在体制里。
却站在一群孩子的人生里。
晚年，他身体渐渐不好。
有一天，村小学组织校庆。
新校长来请他。
“刘老师，您当年在这教过。”
他走进校园。
操场已经铺了水泥。
教室明亮。
墙上贴着历任教师名单。
他的名字，在最角落一行小字里。
“原民办教师：刘志明。”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忽然觉得，这一生，也算留下了痕迹。
典礼上，有学生代表发言。
“感谢那些默默奉献的老师。”
他坐在人群里，没有人特别介绍他。
可当掌声响起时，他轻轻跟着拍。
不为荣誉。
只为那段站在讲台上的岁月。
民办教师。
三个字，曾经意味着低薪、不稳定、被清退。
可对他来说，
意味着黑板上的粉笔灰，
意味着山路上的露水，
意味着一双双仰望他的眼睛。
他没有编制，
却有学生。
没有职称，
却有一辈子的称呼——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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