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庆历七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
已是三月中旬，江南本该是草长莺飞、杂花生树的时节，可今年却不同。连日阴雨，天低云暗，运河两岸的杨柳刚刚抽出新芽，就被倒春寒打得蔫头耷脑。田野里看不见几个农人，官道上倒是时不时有快马驰过，扬起一片泥水，惊得路旁的行人纷纷躲避。
江宁城，这座东南形胜的大都会，此刻笼罩在一片诡异的寂静中。
城门照常开启，但盘查比往日严了十倍。守城的厢军士兵手持长枪，挨个检查过往行人的路引、文牒，连挑担进城卖菜的农人都不放过。城墙上，每隔十步就站着一个士兵，目光警惕地望着城外。几门笨重的床子弩被推上城头，黑洞洞的弩箭指向远方，仿佛随时会有敌人出现。
城门口贴着告示，上面写着：“浙东匪乱，指日可平。各州县务必严加防范，如有妖言惑众者，立捕勿论。”落款是江南东路安抚使、知江宁府事郑居中。
可老百姓不傻。
他们看见的，是源源不断的溃兵从浙东方向逃来，衣衫褴褛，面带菜色；他们听见的，是夜里城外传来的隐隐喊杀声，以及江面上官船日夜不息的桨声；他们闻到的，是风中夹杂的焦糊味——那是浙东的村庄在燃烧。
“听说台州被反贼攻破了。”
“不光台州，婺州也乱了。”
“反贼头子叫裘日新，手下好几万人，官军打不过。”
“嘘——小声点，让人听见了要杀头的。”
这样的对话，在各个茶馆酒肆的角落里，压低声音进行着。没有人敢大声议论，但恐惧和不安像瘟疫一样，在城中蔓延。
更让人心惊的是，那些平日里趾高气扬的官老爷们，如今也一个个面色凝重。府衙的差役跑来跑去，传递着各种命令；盐铁司的官员连夜盘点库存，将银钱往船上搬；就连秦淮河畔的画舫，生意也冷清了许多——那些挥金如土的豪商巨贾，如今都在忙着转移家产，哪有心思寻欢作乐？
二
陈砚秋站在学事司的二层小楼上，推开窗户，望着雨中的江宁城。
他来江南已经大半年了。
这大半年里，他见过江南的繁华——运河上千帆竞发，市肆里人头攒动，书院里书声琅琅；他也见过江南的黑暗——考场上的舞弊，官场上的贪腐，百姓眼里的绝望。
而如今，他看见了江南的恐惧。
城中的米价已经涨了三倍，盐价更是翻了两番。寻常百姓买不起米，只能以野菜充饥；买不起盐，只能吃淡食。而城里的富户们，却在大肆囤积粮食，等着价格再涨时卖出。几个粮商甚至暗中勾结，故意抬高粮价，大发国难财。
苏氏昨日跟他说，城里有几家大商号开始转移货物了。金银细软装了几十车，往镇江方向运去，说是“暂避锋芒”。可谁都知道，这些商号与官府关系密切，消息灵通得很——他们这是听到了什么风声，准备跑路了。
“陈大人，知府衙门的王师爷来了。”门外传来随从的声音。
陈砚秋皱了皱眉，整理了一下衣冠：“请。”
王师爷是个五十来岁的瘦削老者，穿着一身半旧的青布直裰，进门就拱手作揖：“陈提举，郑大人请您过府议事。”
“议什么事？”
“这个……小人不知。”王师爷赔着笑脸，“郑大人只说，请陈提举务必到场，有要事相商。”
陈砚秋看了他一眼。
王师爷笑容不改，但眼神闪烁，显然心里有鬼。
这些日子，郑居中对他越来越客气了。这种客气，让他不安。他知道，在官场上，当一个人对你客气得过分时，往往意味着他准备对你动手了。
“好，我这就去。”陈砚秋点点头。
王师爷松了口气，又作了个揖，匆匆离去。
陈砚秋回到窗前，望着雨幕中若隐若现的府衙方向，陷入沉思。
郑居中找他，无非是两件事。一是浙东民变，朝廷催他调兵平乱，可他手里无兵可用——江南的厢军早就烂透了，缺额严重，兵饷被克扣，器械陈旧，能打的没几个。二就是那桩事——方孝节的血书。
那封血书，如今还在他手里。
自焚事件后，他一直在暗中调查，发现方孝节背后果然有人。那些鼓动士子自焚的人，并非真正的士林领袖，而是一群来历不明的人物，操着北方口音，出手阔绰，与城中几个大商号有往来。他怀疑，这些人就是“清流社”激进派的成员。
可他没有证据。
更糟糕的是，自焚事件后，那些激进派分子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派人查访，一无所获。墨娘子的情报网也断了线索——据说她在太湖那边发现了一些东西，亲自去查了，至今没有消息。
一切都在往坏的方向发展。
三
江宁府衙，后堂。
郑居中坐在太师椅上，面前的案几上摆着一壶新茶，袅袅冒着热气。他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藏青色道袍，头发随意挽了个髻，看上去像个悠闲的士大夫。可那双眼睛，却像鹰一样锐利，仿佛随时在盯着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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