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军委的命令便向着红二十五军下达之后，红二十五军迅速在新集外围展开了全面布防。按照军委的统一部署，为了配合红二十三军在新集附近寻机歼灭敌军主力，红二十五军开始昼夜不停地在新集四周修筑防御工事。战士们轮班作业，在城郊的山口、要道和高地上挖掘战壕、垒砌石墙、布设鹿砦，摆出一副长期固守的架势。几处通往新集的主干道上，新挖的交通壕蜿蜒曲折地伸向两翼，与高地上的机枪阵地相连，整个防御体系看上去扎实而完整。
与此同时，根据军委和省委的指示，红二十五军抽调了一批熟悉豫南地形的干部和侦察骨干，组成若干小分队，化装成商人、脚夫和采药人，秘密潜入豫南山区。他们的任务是寻找在那一片独立坚持的豫南红军部队，将新集收复的消息传递过去，并将中央分局和军委的指示送达。小分队各自带着密写的联络信件和接头暗号，沿着不同方向的山道分头出发，约定完成联络后在新集以西某地汇合。
而在土家坳方向，红二十三军的部队也终于完成了对独立第五旅残部的最后清剿。被围困多日的敌军在弹尽粮绝、援军无望的情况下彻底丧失了抵抗意志，阵地被红军逐次攻占。但在清点俘虏时发生了一件事——旅长郑廷珍不见了。
原来，在阵地即将被突破的最后时刻，郑廷珍趁乱脱下军官服，从一名阵亡士兵身上扒下了一套沾满泥土和血迹的普通兵服换上，又抓了一把灰土抹在脸上，混进了被集中看管的俘虏队伍里。他缩在人群中间低着脑袋，和周围那些灰头土脸、惊魂未定的士兵没有什么区别。
红军在战斗结束后按照惯例开始遣散俘虏。根据政策，被俘的普通士兵愿意回家者发给路费，就地遣散。那天发放银元的时候出了点小插曲——红军携带的银元不够用了，负责遣散的战士站在路口扯着嗓子对排队的俘虏们喊：“本地人可以少拿，外地的多拿两块当路费，大家按顺序来，不要挤。”
排到郑廷珍的时候，他弯着腰低着嗓子，用一口地道的本地话小声说：“同志，我是本地人，家就在山那边，不用多给，一块银元就够我回去的了。”他低着头不敢抬眼看人，缩着肩膀，看上去就像个老实巴交的本地庄稼汉。负责发放的战士看了他一眼，见他面容憔悴、满身尘土，确实不像什么要紧人物，便从布袋里掏出一块银元递过去，随口嘱咐了一句：“路上小心点，早点回家去吧。”
郑廷珍接过银元，连声道谢，把那块银元攥在手心里，弓着腰顺着遣散通道走出了营地。出了营区之后，他立刻拔腿就跑，沿着小路一路狂奔，连停下来喘口气都不敢，生怕红军发现他的身份追上来。
他昼夜不停地赶路，不敢进村，不敢走大路，饿了啃几口干粮，渴了喝几口溪水，只埋头向着霍山县城的方向拼命赶。等到第三天凌晨他终于望见霍山县城轮廓的时候，双腿已经几乎迈不动了，但他仍然没有停下来。
红二十三军主力按计划向新集方向运动完毕后，王尔琢和李劳工把前线指挥权交给了各团团长，交代了注意事项和联络方式，便带着几名参谋和警卫员启程前往关帝庙的军委驻地。两人骑在马上沿着山间小路并肩而行，马蹄踏过落叶覆盖的土路，发出细碎而均匀的声响。一路上两人没有多说话，偶尔交换几句对新集局势的看法，但更多时候只是各自沉默着赶路，像是在心里反复梳理着各自对下一步战局的判断。
王而琢在转过一处山坳时勒了一下缰绳，让马放慢脚步，侧过头对李劳工说道：“军委这次把两个军都往新集方向调，是要打一场大的了。二十五军已经在修工事，我们过去之后怎么跟旷继逊配合，得在会上好好碰清楚。”
李劳工点了点头，目光望向远处关帝庙方向隐约可见的庙脊：“新集那个位置卡得太关键了，打好了，卫立皇在鄂豫皖的整个部署都要跟着动。打不好，我们的损失也不会小。所以军委才急着叫我们过去当面谈——有些事，靠电报说不透。”
两人不再多说什么，立刻催马加快了速度，向着关帝庙的方向赶去。
就在红军加紧调动部署的同时，鄂豫皖剿匪司令部里，卫立皇也收到了情报——红二十五军正以新集为中心，在四周大规模修筑工事，摆出了长期固守的姿态。
卫立皇站在地图前把情报看了一遍又一遍，眉头先是微微皱起，随即慢慢舒展开了。他放下电报，在地图前踱了两步，忽然停下来，回头对身边的参谋说道：“固守？那就好办了。”
他走到地图前，用手指在新集那个位置上点了一下：“红匪打运动战，我们头疼，因为他们来去如风，我们追不上打不着。现在他们不跑了，守着一座城，那就等于把自己捆在一棵树上了。守城是死局——他们没有补给线，没有援军，一座孤城能守多久？只要我们把围城的兵力调足了，困也能困死他们。”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明显的轻松，像是在棋盘上发现对手走了一步意料之外的臭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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