绳池会盟的余波随着各国使团的归国而迅速传遍天下。
周天子那份“罕见”的嘉奖诏书，如同给既成事实盖上了最后的印玺，汉国霸主地位在法理与实力双重加持下，变得坚不可摧。
中原以宋国为首的小诸侯们彻底偃旗息鼓，至少在表面上，对汉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恭顺。
晋国的边境佯动在汉军严密的戒备下未能掀起波澜，范鞅遣使秦、楚的离间之策，也因汉国迅速稳固中原、并展示出不容置疑的肌肉而收效甚微——秦人扼守函谷静观其变，楚人新败需时间喘息，齐人则远隔山河，一时难以形成合力。
汉国，成功赢得了至关重要的战略缓冲期。
周边压力的骤然减轻，让姬长伯得以从容调整战略部署，将力量投向更需巩固和开拓的方向。
一道道调令从汉都发出，管道上充斥着来往的锦衣卫。
首当其冲的是褒英部。
这支在吞并郑国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阆中老军，井然有序地撤出郑地繁华却暗流涌动的各处城邑，返回他们的根基之地——上庸。
与此同时，原本驻守上庸的吕熊部接到命令，拔营东进。他们的目标，正是已与汉国达成秘密协定的蔡地。
吕熊部的行动迅捷而低调，并未大张旗鼓。
他们以“协助友邦巩固防务”的名义，进驻蔡地各处战略要冲。
蔡地贵族们虽对引入如此规模的汉军心存忐忑，但在楚国随时可能卷土重来的威胁下，也只能接受这既带来安全感又隐含威胁的现实。
汉军的入驻，使得蔡地西部、北部彻底与汉国控制的陈、郑连成一片，只剩下东部与楚国接壤的狭窄区域尚在楚军残余势力的控制，犹如狂涛中的一叶扁舟，其命运已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郑地的防务则全权交由老成持重的卫宛负责，其部兵马接管褒英部留下的防区，确保这片新得之地的稳定，并着力消化、弹压可能的遗民叛乱。
而邓麋部依旧坐镇陈地，虎视南方，与申地的王叔子越遥相呼应，构成对楚国北境的强大压力。
随着蔡地事实上的“汉化”，一条贯穿汉国南北的战略大动脉构想被提上日程。
从郑地核心区域出发，经陈国旧地，横穿新控制的蔡地，直抵申地前线的水泥官道计划，开始在汉国工部官员的图纸上逐渐清晰。
大批被俘的郑、陈降卒和征发的民夫，在汉军工厅下属的工匠的指挥下，开始了艰苦的筑路工程。
这条道路一旦建成，汉国调兵遣将、输送物资的效率将得到质的飞跃，对南方楚国的战略优势将更加明显。
控制了半数荆襄之地（上庸、申、丹阳、蔡及陈郑）的姬长伯，开始着手将汉国的统治模式系统性复制到这片广袤的新领土上。
他的目光首先投向了已成为汉国工业化样板的苍溪。
诏令下达，大量的熟练工匠、技术人员以及熟练的工坊管事，在军队的护卫下，如同迁徙的工蚁，从上庸、从苍溪，涌向地理位置愈发重要的上庸地区，以及开始建设的蔡地-申地走廊。
苍溪那套成熟的盐铁工坊体系被原样复制，在上庸建立起规模更大的生产基地，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军需和民用，尤其是对申地前线军队的补给。
水泥工坊在沿途关键节点拔地而起，为官道建设和新城池、要塞的修筑提供源源不断的材料。
造纸工坊、酒水工坊等利润丰厚且能提升文化影响力的产业，也紧随其后，在上庸的新控制区落户。
汉国独有的“匠官”制度也随之推行，将重要的手工业生产纳入国家管辖，确保技术和质量，同时也牢牢掌控经济命脉。
一种全新的、以汉国为核心的经济生态圈开始在中原南部和荆襄北部野蛮生长。
汉国的商品（如质优价廉的盐铁、清冽醇厚的美酒、相对便携的纸张）、技术、制度乃至文化，沿着新建的道路和官道网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渗透进这些地区的每一个角落，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当地的社会结构，削弱旧贵族的势力，增强汉国的向心力和控制力。
姬长伯坐镇汉都江州，每日审阅着来自各方的汇报：官道的勘探进度、新工坊的产出数据、吕熊部在蔡地的布防图、以及来自晋、楚、秦边境的细作密报。
他知道，表面的平静之下是暗流汹涌，各国不会坐视自己的进一步崛起。
晋国的范鞅定然在四处游说，楚国的败军之将也在舔舐伤口、图谋复仇，西方的秦国和东方的齐国绝不会坐视汉国无限壮大。
但此刻，他手握大势。
绳池会盟确立了政治霸权，而对荆襄之地的经济整合与军事控制，正将这种霸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力。
就在汉国如巨人般迈开双腿，在军事与经济两条道路上狂奔时，其内部蓬勃的生机也开始催生出超越时代的技术萌芽。
随着盐铁官营和各类工坊的遍地开花，商业活动空前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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