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嶷，生卒年详载于其墓志（现藏于洛阳金石博物馆），字仲山，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后迁居江南东道润州（今江苏镇江），是唐肃宗至代宗时期致力于地方重建的基层官员。他以宣州溧水县尉之职，在安史之乱后的残破乱世中，秉持“抚民以仁、治政以勤”的理念，全力安抚流民、恢复生产、整肃秩序，创下“政声颇闻”的治绩，成为中唐乱世中基层治理的典范，其事迹通过墓志铭文与地方史志得以传世。
徐嶷出身琅琊徐氏分支，为东晋名士徐邈之后，家族虽非显赫权贵，却世代传承儒学家风。他自幼“笃行孝悌，博览经史”，尤重《周礼》《管子》中的治政之术，青年时便立下“以民生为念，以治绩为功”的抱负。开元末年，徐嶷通过明经科考试入仕，初授润州丹徒县主簿，负责文书典籍与赋税登记事务。任职期间，他以“勤勉严谨、处事公允”着称，对地方民情疾苦多有体察，积累了扎实的基层行政经验，为日后主持一方治理奠定了基础。
安史之乱的爆发，彻底打乱了唐朝的社会秩序。天宝十四载（755年）后，叛军席卷河北、河南，战火一度蔓延至江南，宣州作为江南东道的战略要地，虽未直接遭受叛军蹂躏，却因流民涌入、赋税紊乱、治安失序陷入困境。溧水县地处宣州东部，毗邻金陵，是流民南迁的重要通道，战乱中“县境残破，民多流散，庐舍焚毁，田畴荒芜”，地方治理几近瘫痪。广德元年（763年），安史之乱平定不久，徐嶷受命调任宣州溧水县尉，秩从九品下，执掌县境治安、缉捕盗贼、协助县令处理政务，成为重建溧水秩序的核心骨干。
赴任之初，溧水面临三大困境：流民无家可归、农耕生产停滞、治安隐患丛生。徐嶷并未急于推行苛政，而是率先“轻车简从，遍历县境”，实地勘察灾情、探访流民，掌握了详细的民生状况。针对流民安置难题，他上书宣州刺史，恳请“开仓放粮、划拨荒地”，并在县境南部设立“安流堡”，为流民提供临时居所、种子农具，同时推行“以工代赈”，组织流民修缮城池、疏浚河道，既解决了流民生计，又改善了地方基础设施。他还亲自为流民登记户籍，区分“土着归耕”与“外来安居”，制定差异化的赋税政策，“三年免征、五年减半”，极大调动了流民复业的积极性。
在恢复生产方面，徐嶷展现了务实的治政智慧。他深知“农为邦本”，战乱后农田荒芜、水利失修，便牵头组织百姓修复废弃的沟渠堤坝，引进江南先进的耕作技术，推广稻麦轮作模式。为解决耕牛短缺问题，他出面协调富户借出耕牛，由官府补贴草料，同时严禁官吏强征民力、侵扰农时，“令民自耕，吏勿干预，唯督劝而已”。经过两年治理，溧水县“荒田尽辟，岁稔谷登”，粮食产量恢复至战乱前水平，不仅满足了本地需求，还向宣州府上缴赋税，成为江南东道灾后恢复的典范。
治安治理上，徐嶷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他整顿县尉所辖的捕盗队伍，严明军纪，严惩欺压百姓的恶吏；同时对境内盗贼区别对待，“胁从者赦之，首恶者捕之”，并张贴告示，鼓励盗贼自首、百姓举报。针对战乱中散落民间的兵器，他推行“缴械免罪”政策，收缴兵器统一销毁，消除了治安隐患。为防范流民聚众滋事，他还在各乡设立“乡约所”，推选德高望重的乡绅主持教化，宣讲礼法，化解邻里矛盾。在其治理下，溧水县“盗贼屏息，夜不闭户”，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徐嶷的治政不仅注重实务，更饱含民本情怀。他深知战乱后百姓创伤深重，每逢灾异必亲赴田间慰问，遇百姓诉讼则“明辨是非，不徇私情”，坚决杜绝冤假错案。县境有老弱孤贫无法自存者，他便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部分接济，“自奉甚俭，而济民甚厚”。其墓志记载，他在溧水任上“夙兴夜寐，不敢稍怠，抚民如子，民皆感其德”，当地百姓为其立“去思碑”于县城南门，称颂其“解民倒悬，复我邦家”的功绩。
广德二年（764年）末，徐嶷因治绩卓着，被宣州刺史举荐为“优异”，拟擢升为常州义兴县令。然而，长期的劳累与奔波使他积劳成疾，在赴任前夕病逝于溧水县署，享年五十五岁。百姓闻讯后“巷哭罢市，奔走吊唁”，自发为其料理后事，将其安葬于溧水城南的明觉山。其墓志由时任宣州司马的着名诗人独孤及撰写，文中盛赞其“在乱而能安，在困而能济，虽古之循吏，何以加焉”，高度肯定了他在乱世中的治政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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