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昶，生卒年未详，祖籍河东闻喜，出身儒学世家，是唐德宗贞元末年活跃于司法领域的文官。他以大理评事之职跻身中央司法体系，秉持“明察秋毫、慎狱恤刑”的治狱理念，作为使职官员频繁出使地方推按刑狱、疏决滞狱，其名载于贞元末年朝廷敕令文书，成为中唐司法制度践行者的典型代表，虽无单独列传，却在史料缝隙中彰显了基层司法官员的专业操守与担当。
徐昶自幼浸润家学，“精研《唐律疏议》，兼通经史大义”，青年时通过科举入仕，初授地方县尉，负责基层治安与刑狱审理。任职期间，他以“断案精准、恤民不倦”闻名，所到之处“狱无淹滞，民无冤诉”，其治绩被州府举荐至朝廷。贞元十七年，经吏部考核，徐昶以“书判拔萃、明习法令”擢升为大理评事，秩从八品下，正式进入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大理寺任职。据《唐六典》记载，大理评事“掌出使推按，凡大理断狱，皆连署焉”，虽品级不高，却肩负代表中央复核地方疑案、督办刑狱的重要使命，是连接中央与地方司法的关键纽带。
贞元末年的唐朝，虽历经安史之乱后逐步恢复，却仍面临地方司法紊乱、狱囚淹滞的难题。当时“州县留狱尚繁，困于囚系，致于病死”，加之部分地方官擅用刑罚、冤假错案时有发生，亟需中央派遣得力官员整肃司法。徐昶任职期间，恰逢德宗推行“虑囚”制度，多次下诏令大理寺、刑部官员出使地方，“省录囚徒，清理冤滞”，以彰显德政、调和阴阳。作为大理寺的骨干官员，徐昶成为出使推按的常客，其名频繁出现在《全唐文》收录的贞元末年敕令中，主要承担江南、淮西等地区的刑狱督办事务。
贞元十八年（802年），徐昶奉敕出使淮南道，核查楚州（今江苏淮安）积压的“盐贩谋逆案”。该案因地方官急于邀功，将百余盐贩定为谋逆重罪，关押已逾半年，家属屡诉冤情。徐昶抵达后，并未拘泥于原有卷宗，而是“亲提囚徒讯问，遍访乡邻取证”，逐一核实案件细节。他发现所谓“谋逆”实为盐贩因官府垄断盐业而引发的聚众请愿，地方官夸大案情以邀赏。徐昶依据《唐律疏议·贼盗律》“诸谋反者，皆斩”的条款，严格区分“谋逆”与“聚众生事”的界限，最终判定为首者三人流放，其余人等无罪释放，并弹劾楚州刺史“擅刑枉法、欺上瞒下”。此案的公正裁决，不仅拯救了数十名无辜者的性命，更震慑了地方官员滥用职权的风气，时人赞其“有隽不疑之明，戴叔伦之仁”。
同年冬，徐昶再奉敕出使江南西道，处理洪州（今江西南昌）“赋税冤案”。当时洪州因连年旱灾，百姓欠缴赋税，刺史竟将数千户百姓定为“抗税”，关押入狱催逼赋税。徐昶抵达后，一方面核查灾情实况，另一方面依据德宗“农为政本，灾年减赋”的诏令，力主“宽宥灾民，缓缴赋税”。他不仅释放了所有被关押百姓，还上书朝廷建议“蠲免洪州三年逋赋，开仓放粮赈济”，其建议被德宗采纳，使江南西道数万百姓得以渡过难关。在处理此案过程中，徐昶还发现洪州司法档案混乱、刑具滥用等问题，随即制定《江南西道司法条规》，规范案件审理流程与刑罚使用标准，为地方司法立下定规。
贞元十九年，徐昶参与审理中央交办的“吏部铨选舞弊案”，与大理寺司直、刑部员外郎组成三司推事，负责核查吏部官员在科举选拔中受贿舞弊的罪行。他凭借“明辨证据、不避权贵”的态度，逐一核实涉案官员的贪腐事实，最终成功揪出幕后主使吏部侍郎，涉案十余名官员均受到应有的惩处。此案的审理，既维护了科举制度的公正，也彰显了徐昶作为司法官员“不阿权贵、坚守法理”的品格。
徐昶的司法实践，始终贯穿“慎狱恤刑”的理念。他深知刑狱关乎民生福祉与国家稳定，每遇案件必“反复推究，唯恐冤生”。在出使推按过程中，他不仅断案公正，还注重整顿地方司法乱象，“教谕地方官明习法令，规范狱政管理”。据史料记载，经他督办过的地区，“后续三年狱无冤滞，司法清明”，其推行的“案卷规范化”“审讯程序化”等举措，被大理寺作为范例推广。
永贞元年，唐顺宗即位后革新朝政，徐昶因“久任司法、政绩卓着”，被擢升为大理司直，秩从六品上，职责范围扩展至“参议疑狱、承制推覆”。此后，其事迹虽渐少见于史料，但从晚唐司法文献的零星记载中可知，他晚年仍坚守司法岗位，参与修订《贞元新格》部分条款，将自己的司法经验融入国家法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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