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一把将儿子拽到身后，抄起门后的扫帚砸向墙洞。扫帚柄撞上砖墙，发出沉闷的“咚”声，墙洞瞬间消失，砖缝恢复原状，连血迹也干涸成褐色污渍。只有空气中残留的寒意，和谢尔盖急促的喘息。
“见鬼了！”伊万喘着粗气，额角渗出冷汗，“明天就去找区教育委员会！这房子闹邪，必须换！”
安娜搂住瑟瑟发抖的儿子，指尖冰凉。她忽然想起童年时祖母讲过的老故事：沙皇时代，冬宫地牢里关过太多不肯背诵教义的孩子，他们的灵魂化作“墙灵”，专找被规则压垮的幼小心灵。可那是迷信，是旧时代的糟粕。在伟大的苏维埃，只有科学和钢铁意志。她抱紧谢尔盖，声音发颤：“不怕，妈妈在。墙不会吃人。”
但谢尔盖把脸埋在她怀里，肩膀无声地耸动。他听见墙内传来细微的抓挠声，像无数指甲在砖石上轻轻刮擦，持续不断，永无休止。
第二天，格里戈里·谢尔盖耶维奇如约而至。这位教导主任穿着笔挺的深灰色制服，肩章擦得锃亮，皮鞋踏在公寓走廊的水磨石地面上，发出令人心悸的咔哒声。他腋下夹着硬壳笔记本，封面上印着镰刀锤头徽记。伊万夫妇手忙脚乱地奉上粗陶杯装的淡茶，格里戈里只抿了一口便放下，目光如探照灯扫过狭小的客厅。
“伊万诺夫同志，”他声音平板，带着公文腔调，“谢尔盖同学连续二十一日旷课，作业零分，课堂表现记录空白。根据《苏维埃学校纪律条例》第17条，这已构成严重违纪。共青团的大门不会向懒惰者敞开。”
安娜急切地插话：“格里戈里·谢尔盖耶维奇，孩子最近精神不好，我们想带他去……”
“精神问题？”格里戈里冷笑一声，从笔记本抽出一张纸拍在桌上，“医生证明呢？区医院的诊断书呢？没有文件，就是逃避责任！谢尔盖的母亲，您要知道，每个苏维埃儿童都是国家的财产。他的头脑属于集体农庄，属于五年计划，不属于这张床！”他猛地拉开谢尔盖卧室的门。男孩正蜷在墙角，用蜡笔在墙纸上涂画——一片扭曲的蓝色天空，下面站着无数没有面孔的小人，全都平躺着，手臂交叉在胸前，像一排排棺材里的尸体。
格里戈里大步上前，一把夺过蜡笔折断：“污损公物！这是资产阶级颓废艺术！”他揪住谢尔盖的衣领将他提起来，男孩轻得像一捆干草。谢尔盖没有挣扎，只是抬起空洞的眼睛：“老师……墙说……您也躺下过。”
格里戈里的手僵在半空。他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抽搐，仿佛被无形的针扎中。他松开手，整了整制服领口，声音陡然拔高：“胡言乱语！纪律就是纪律！明天早上七点，谢尔盖必须坐在三年二班教室！否则，我亲自来押他去教务处！”他转身离去时，皮鞋声在楼道里回荡，每一步都像踩在人心上。
当晚，伊万夫妇在厨房密谈。炉子上炖着寡淡的甜菜汤，热气氤氲中，安娜的眼圈红肿：“今天社区医生来过。他说谢尔盖营养不良，建议休学半年。可格里戈里……”
“休学？”伊万狠狠捶了下桌子，汤碗跳了起来，“那等于承认我们教育失败！邻居瓦西里家的儿子刚被推荐去列宁格勒理工学院，就因为奥数拿了区第三。咱们谢尔盖呢？连作业本都填不满！”他压低声音，“我托人打听了，格里戈里明年要评‘功勋教育工作者’，他需要全勤班级。谢尔盖是他名单上唯一的污点。”
安娜望着卧室门缝透出的微光，谢尔盖又在和墙说话，声音轻柔如摇篮曲。她突然抓住丈夫的手腕：“伊万，记得我们结婚前吗？在斯摩棱斯克乡下，你教我认野花。你说蒲公英的种子想飞就飞，没人能命令它落在哪里。谢尔盖……他小时候多爱画画啊，画小猫，画云朵，画带翅膀的拖拉机。现在呢？他的画本里全是分数表。”
“那能当饭吃吗？”伊万甩开手，烦躁地踱步，“没有文凭，他将来只能去涅瓦河码头扛麻袋！你忍心？”
“我忍心看他变成行尸走肉吗？”安娜的声音陡然尖利，又迅速低下去，带着哽咽，“昨天墙里……我听见了。不是幻觉。它说‘让选择’。伊万，孩子不是机器。”
“迷信！”伊万抓起大衣，“我去找区教育委员会！总有人管这种怪事！”
门砰地关上。安娜独自坐在昏暗的厨房，汤锅咕嘟作响。她起身推开卧室门。谢尔盖站在墙边，正用指尖描摹砖缝里那些细小的刻字。月光从窗缝漏进来，照亮他半边脸，另半边隐在阴影里，嘴角竟挂着一丝诡异的微笑。
“妈妈，”他头也不回地说，“墙说……它饿了。它想吃掉所有不听话的铃声。”
安娜的心跳漏了一拍。她上前搂住儿子，触手冰凉。这时，整栋楼又开始震动，比昨日更剧烈。墙壁呻吟着，墙纸大片剥落，露出底下密密麻麻的刻字，新字迹正从砖缝里渗出鲜血般缓慢浮现：“格里戈里也躺下过……在1943年……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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