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在黑暗中奔跑。他撞翻了桌椅，踩碎了无数表格。那些表格发出玻璃般的碎裂声，每个碎片里都有一个声音在呐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他冲上石阶，推开那扇骷髅头的门。门外不是幽灵巷，而是普斯科夫的中心广场。但广场上的钟楼是倒着走的，圣三一教堂的圆顶变成了猫头，正用巨大的眼睛盯着他。
更诡异的是，整个城市的人都静止着。卖葵花籽的老太太保持着抓一把瓜子的姿势，她的嘴巴张开，吐出一条长长的纸带，纸带上写满了数字。在诺夫哥罗德大街骑车的邮差悬在半空，车胎里流出的不是气，而是一串串公式。
伊万明白了，整个普斯科夫都是一张巨大的表格，每个人都是数据。而他，是第一个填错了格的病毒。
别格莫特追了出来。他不再肥胖，而是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由数字组成的怪物。他的身体是流动的0和1，眼睛是两个%。
你无法逃脱统计！他吼道，你本身就是统计的结果！你的出生年月，你的身份证号码，你的税号，你的电话号码——你什么都不是，你只是这些数字的容器！
伊万在静止的人群中奔跑。他跑过苏维埃大街，跑过基洛夫工厂，跑过女儿学校门口。他看到女儿的班主任也静止着，嘴巴里吐出的是成绩单。
然后他看到了女儿。她站在地下室的单间门口，手里握着那个空了的生命之息喷雾罐。她的嘴巴也在吐出纸带，纸带上只有一个重复的数字：。
伊万撕下那张纸带，疯狂地填上一个新的数字：。
无穷大。
整个城市发出一声呻吟。所有的数字都开始闪烁，所有的表格都开始燃烧。人们在火焰中复活了，他们开始说话，说的不是数字，而是：
为什么？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人总是要死的，干嘛费那么大劲儿活着呢？
大家都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可你怎么知道自己生来有什么用？
这些声音汇成普斯科夫河的洪流，冲垮了别格莫特。那个数字怪物在为什么的质问声中崩解，最后只剩下那枚金币，在伊万脚下旋转。
金币上的双头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行字：享受活在当下的每一分钟。
伊万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普斯科夫河边的长椅上。天亮了，阳光像刚出炉的面包一样温暖。他手里握着那枚金币，但金币已经变成了普通的铜板。
他狂奔回家。女儿正坐在桌前吃早餐——黑面包和红茶，呼吸平稳。
爸爸，你看，她举起一张纸，老师让我们写作文《我的理想》，我写的是我要当统计员。
伊万的心沉了下去。
我写的是，女儿的眼睛亮晶晶的，我要统计普斯科夫有多少片树叶，多少声鸟叫，多少回妈妈爱你。老师说，这些数据没有实用价值。但我说，实用价值是谁定义的呢？
伊万抱紧了女儿。他想起了别格莫特，想起了那个地下办公室，想起了所有变成表格的人。
他走出房间，在普斯科夫清晨的街道上漫步。路过《红色北方》报社时，他看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正站在门口，手里举着新写的诗集。路过诺夫哥罗德菜市场时，他看到安娜·彼得罗夫娜正在和卖酸黄瓜的小贩激烈地讨价还价，脸上泛着健康的红晕。
在苏维埃大街的拐角，他又看到了那个灰衣人。但那人只是对他点点头，然后消失在人群中。
伊万摸了摸口袋，里面没有名片，没有表格，只有一张女儿作文的草稿。作文的结尾写着：
……所以我也不太确定，可是我知道，我会享受活在当下的每一分钟。因为妈妈说，每分钟都是上帝给的，但上帝不管统计。
伊万笑了。他走进一家还开着的杂货铺，用那枚铜板买了一包葵花籽。嗑开第一颗时，他听到了一声清脆的裂响。
那声音不是数字，不是表格，不是意义。
那就是一颗葵花籽裂开的声音。在普斯科夫，在罗刹国，在罗刹国，在这片总试图把一切都变成统计的土地上，这声音小得可笑，也大得神圣。
它不属于任何表格。
伊万·伊万诺维奇·涅朵布林斯基站在苏维埃大街三号院的门口，一边嗑着瓜子，一边看着普斯科夫的天空。天上有云，云的形状无法统计；有鸟，鸟的飞行轨迹无法归档；有太阳，太阳的热度无法用任何指数衡量。
在那个永远不被首都承认的幽灵巷13号半的地下室里，也许别格莫特正在重新组装自己，也许新的统计员正被录用。但这些都与伊万无关了。
他只知道，女儿今晚想喝蘑菇汤，而他恰好知道诺夫哥罗德菜市场哪家的蘑菇最新鲜。这种知识无法被统计，因为它太具体，太渺小，太真实。
真实到毫无意义。
而这，正是它最大的意义。
三年后，普斯科夫州统计局的多余人员清退名单上，出现了伊万·伊万诺维奇·涅朵布林斯基的名字。官方记录显示，他于三年前失踪，最后一次被目击是在幽灵巷附近。
而在普斯科夫河的旧书摊上，出现了一本没有作者名字的奇书，书名叫做《生命意义统计指南》。书的最后一页写着：
最终解释权归所有拒绝被统计的人。
这本书一共印刷了零册，但每个读过它的人都声称拥有它。在普斯科夫，在下诺夫哥罗德，在基辅，在明斯克，在每个俄语对话的角落里，它像幽灵一样流传着。
就像别格莫特说的，它无处不在，但又什么都不是。
就像生命的意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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