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济又翻了一下小爷爷留下的挎包，里面除了几本书、毕业证，就没别的东西了。不对，这个年头人出门的话，总会藏点什么，以前听老爸说坐火车都得把钱缝内裤后面，岑济又不甘心的摸了起来。
有了！岑济将挎包外面的那块盖布翻上去，在翻折处摸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像是金属。岑济小心翼翼地借着外头的月光抚摸着边角，在翻盖内侧摸到了一处线头，用指甲拽了两下没拽动，又去拿了指甲刀剪了一下。
挺能藏啊，岑济发出美玉学姐的笑声。用手从侧方的开口处往外一捋，一块手表出现在手上。岑济一愣，这手表看着好熟悉，猛然把手伸进上衣口袋，掏出了那块从24年带回来的手表，两只手一边一个，一模一样，翻过去看背面，钢印、数字也都一样，唯一的区别是80年的这块表好像是坏了，拧完发条也不走动。
岑济心里有九成的把握，这两块表是同一块表，但是80年小爷爷在青江边上的表，怎么会出现在24年爷爷家里？两地相隔几十里远，在这个人口流动几乎静止的时代，一般人很难跑那么远，还是在偏僻的山上。难道是爷爷后来自己去砍柴拾到的？那也不对啊，西边山更多，没必要去青江啊！
一手抓着一只表，岑济和衣躺在床上想着心思，不一会儿功夫就渐渐眼皮打架，支撑不住睡了过去。
1980年9月13日
第二天一早，岑济就醒了，没办法，村里的公鸡实在是太敬业了，也有可能是在向昨天沦为盘中餐的同胞致敬，岑济觉得它们的叫声格外凄惨，也失去了赖床的兴致。
起床之后，天色还微微亮，推开门后，有一阵阵的雾气向门里翻涌，岑济裹了裹衣服，秋天的清晨已经有了一丝寒意。腊梅婶子在灶屋里笃笃地切着山芋，岑济心里感慨，自己小时候吃山芋稀饭都要吃吐了，现在又来重温一下。烟囱里冒出了淡蓝色的烟雾，袅袅地与雾气交织在一起，门前的空地上用破陶盆盛着稻壳，几只土鸡咄咄的啄着。
岑济回房间取了牙刷、挤了牙膏，去灶屋水缸里舀了瓢水，开始洗漱。刚洗漱完，岑济正在擦脸的时候，鲁求英从外面迈着大步走来了：“小陈你起了，刚刚去大队部分配了今天的任务，过几天要开始打稻了，要先把水放了，趁这几天大太阳晒晒田，等吃过早饭，你跟我一道，先把你送去芙蓉村。”
早饭不出所料的是山芋稀饭，腊梅婶子给岑济盛了不少米粒，还怕岑济吃不饱，又从床底下的小坛子里抓了一大把锅巴放在他碗里。岑济被感动的不行不行的，他很想说自己饭量小，这么多吃完中午就不用吃了，但还是全部干完了。腊梅婶子看着岑济肚子鼓鼓的，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鲁求英等岑济吃完，帮着他提了昨天在公社买的东西，两人开始向芙蓉生产队走去，一路上鲁求英给岑济介绍起了跃进大队的情况。
跃进大队一共五个生产队，其中芙蓉队在最中间，因此把小学放在芙蓉生产队，方便学生上学；莲花生产队在西北边，地势较高，下雨时不易积水，便于粮食晾晒储存，因此把大队部设在这里；二龙墩生产队在南边，生产队路口有两根大石柱子，以前玩龙灯的时候就在那里交汇，因此得名；光明生产队在东边，与公社离得近，队里地势低洼，蔬菜种的比较多；红星生产队在北边，离得最远，紧挨着笠帽山，这座山是陵谷县的最高峰，也是江城的最高峰，其实也就几百米，但这个生产队是名副其实的山村，农业生产环境最差，社员生活也很困难。
“听说县里要搞大包干，我们公社农业生产比重大，准备让我们先趟水，总结经验，然后向全县推广。”鲁求英一边走一边跟岑济说着话，突然发问：“小陈你怎么看？”
岑济正在一边走路，一边跟跳到鞋里的小石子较劲，听到鲁求英发问，一时间也没注意听，于是结合自己在机关摸爬滚打十几年的经验开始了一波表演，岑济眉头微锁作沉思状：“既然上面已经决定推广，无非是早与晚、快与慢的问题，但县里还是要做试点，说明他们还有疑虑，至于为什么把地点放在我们公社，支书你怎么看？”
“小陈你说的确实很有见地，对啊，既然已经要推广，为什么还要试点呢，放在我们公社是因为我们公社几乎只有农业，工业就一个水泥厂过得去，但是跟其他地区比还是差了点，我觉得还是要稳妥为好，既不能一改到底，也不能一点不改。”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岑济看着鲁求英在自己思考然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后，对他的聪明睿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做了什么呢，我无非只是一个惊才绝艳的年轻人而已，要谦虚、要低调，十几年的老办公室可不是只有这点底蕴的。
说着两人就进了芙蓉生产队，从东西贯穿公社的大马路上往南一拐，接着是一条三百米长的泥巴路，路基还有部分石子，后来几十年里，这条小路逐渐被拓宽，还铺上了水泥，卡车也能正常通行。泥巴路尽头是一条小河，一座小石板桥跨河而过。顺着石板桥继续往前，茅草房鳞次栉比，黄色的土坯院墙格外显眼。这时男社员们都已经下了田，女社员们在河边洗衣服，还有几个老头在逗小孩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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