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年纪小，好奇心重，凑到门口查看那男孩的去向，好一会儿后神秘兮兮地凑过来说：“他去了老吕文印店！”
见安奕鸣一脸不明所以，杨乐然解释说：“表面上是个文印店，实际上是个黑律所！”杨乐然刚开店就注意到这家店，门面很小，店里也黑漆漆的，只有一台电脑和一台综合一体机，门前挂着的一个牌子很醒目，写着：排版、复印、打印以及法律咨询。就算杨乐然没在法院工作过，时间久了，也能知道这家店不是为了赚附近学生一张一毛钱的复印费。
所谓“黑律所”，其实就是没有资质的律师事务所，这个历史要说起来就有点长了。在最早的民事诉讼法律体系中，是允许普通公民代理民商事案件的，也就是说原被告的代理人可以不是律师，而是一个本人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这样法律现象与早期法律从业人员严重不足有关，也与特殊的人情社会有关，毕竟很大一部分人相信“熟人”却不一定相信“专业人士”。于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那些懒得考取职业资格，或者压根就考不出职业资格的人，依仗着自学成才的法律知识行走江湖。之后通过司法考试进入法律行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便不再需要这样的人员填补空缺，法律也随之改变，只允许具有一定身份关系的，比如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能够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成为诉讼代理人。而原来那一批“从业人员”不能完全转行，要么依仗原来的人脉关系，与专业律师合作，要么就成为开”黑律所”，骗得一个人是一个人。
安奕鸣当然也知道业内一直有一支与专业律师分庭抗礼的杂牌军，他甚至与这样的人对过庭。不过，对这样的老前辈，安奕鸣还是很尊重的，毕竟法律是个经验学科，虽然他们或许没有通过司法考试，但不代表他们没有足够的法律素养，更不代表他们的实务经验少。当然，即便是这个的人数并不算多的群体也是有分类的，一类是以法律为手段，一类是非法律为手段，前者与专业律师并无区别，后者两个字以蔽之，讼棍。
听到“律所”这两个字，还没有离开的女孩立刻瞪大了眼睛，透着慌乱，“他不会真要告我吧？”
杨乐然嘴上虽然安慰着说“不会不会”，还是拿眼睛看了看安奕鸣，安奕鸣也说：“确实不大可能起诉，这么件小事，解决手段又不只诉讼一个，况且诉讼也是有成本的。”
女孩不无担心地问：“真的不会吗？”
说了这么久，安奕鸣有点口渴，直接拿过杨乐然的水杯，一干而净，又说：“评估投入产出比是每一个专业律师都会做的事。”他在心里补了一句，非专业的杂牌军可就不一定了，先收钱再办事，输了也不退钱，能奈我何？不过他现在更关心的是杨乐然的情绪，而不是这个陌生姑娘的心情。
“可是我听说诉讼费才25块钱，这也能算是成本？”女孩的询问一看就不是和男孩一个学校的，看她秀美的样子，很有可能是法大南侧外国语大学的，安奕鸣读书那会儿就有一句话——工大的帅哥、外国语的美女。
杨乐然也被她幼稚的话逗笑了，说：“一个案子，从起诉、开庭，到宣判，就算没有庭前调解，最少也要去法院三次，如果一方不服，还有上诉可能，二审期间又要重复一次一审程序。时间成本也是成本呢。”
女孩和小米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安奕鸣习惯性的拿手指敲桌子，沉思着说：“要说起诉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有理也不怕打官司，不过我担心的是这个“黑律所”到底能有多黑？”
“黑律所”的运营模式非常简单，通常开一家小文印店做掩饰，专门关注那些上门复印法律文件的人，以聊家常的方式为切入点，以亲戚朋友是律师或法官为诱饵，不懂法的普通人很容易掉到陷阱里，稀里糊涂地就会签下委托代理合同，或者某些更糊涂的连合同都不签就先交出去一大笔钱，钱只要到手，其他的都是浮云。
按说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就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可“黑律师”有的是非法律手段来影响案件的走向，包括但不限于威胁、上告等各种闹访手段，这样的手段一方面是给法院压力，通常会做出有利于“黑律师”一方的判决书，这里所说的有利并不一定是胜诉，而是本该败诉的少输一些、本不能胜诉的少赢一些；一方面是给对方施加压力，“黑律师”以闹事为经营手段，是以此为业的，可其他人却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陪着一起玩，很多人也就拿出一笔钱，权当是买了个教训。
所以，安奕鸣话一出口，杨乐然的眉头也皱了起来，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那怎么办？”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安奕鸣很轻松地回答，给女孩解释在这件事中她所以处在优势地位的原因，并让她好好回忆一下到底是什么时间、在哪家银行的ATM机上提现、提现的具体金额、提现后怎么把钱给的前男友等等，最后总结陈词道：“不用担心，你们毕竟曾是男女朋友关系，他给你钱也是正常的，况且我还录了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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