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失踪的军人家庭可能面临困难后，德内尔便自然而然地生出了帮扶这些战友的想法。他告别玛格丽塔后，就向医护人员提出了外出的请求。那些尽责的护士们以为德内尔只是想出门打发时间、排解郁闷，于是嘱咐他不要玩得精疲力竭，更不要胡吃海塞，随后便放行了。
于是德内尔便去了趟战争部的档案馆，以寻找战友家人为由，在管理员的热情帮助下翻出了95和114团的档案簿。他终究对老部队的战友更熟一些，就先翻开第114团的花名册，找到了1915年12月在编人员的名单。只看了一眼，他就发现了这份名单有大问题。
德内尔拿起档案簿问管理员道：“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失踪？”
“前线就是这么报的，有什么问题吗，中尉先生？”
“问题太大了，您看，这整一页上就三个阵亡，再看这一页，居然只有一个阵亡，这个比例明显不对劲。就不提别人了，我们找1914年在编的……我的营长李凡特少校，他就在我面前阵亡的，怎么也变成失踪了？”
“尸体掩埋前能确认身份吗？”管理员询问道。
“没有，我们基本没有条件掩埋尸体……或者说掩埋了很快也会被翻出来。”
“那么有证人吗？”
管理员说到这里，德内尔便立刻明白为什么大家都成了失踪人员，那一批114团的官兵几乎没几个能活着回到后方，自然也就无法证明那些没回来的战友到底是死了还是失踪。其实在轮换下来之前，他们也有统计过伤亡人员的名单，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恐怕那份名单也在德军轰炸中遗失。
尽管前线很清楚，那些没回来的官兵绝大多数都已丧生，但无法确定就是无法确定，只能全搞成失踪。德内尔其实也能理解这么做的原因：万一有人侥幸保全了性命，只是进了德国的战俘营才失联，家人却被通知其人已死，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恐怕也没多少证人还活着，我自己能做证人吗？”
“当然可以。”
于是德内尔，便往前翻了几页，他看到1916年2月在编的军官中只有曼恩中校、费德森少校、弗拉蒙特上尉等寥寥数人已确认阵亡，此外尚有两三人被打上了伤残退伍的标签，而包括李凡特少校在内的其余人等都是失踪。
“这是我的营长，我确认他已经阵亡。”德内尔为管理员指出李凡特少校的名讳，然后又找出了114团团部和一营除他以外几乎所有的军官，“其他人应该也都未能幸免，但我只是听闻，毕竟未能亲眼所见，所以还是……”
如果说先前认出德内尔的管理员对他已足够尊敬，那么在意识到面前的这个中尉居然大有可能是这个团唯一健全的军官，管理员的心态又陡然一变，他愈加恭敬地回答道：“很遗憾啊，恐怕我们只能等战后双方换俘后，才能搞明白到底有多少勇敢的军官以身殉国了，您对后面那些士兵的状况了解吗？”
德内尔要了一支铅笔，仔细地浏览了两三遍表格，遇到不能确定的，就在档案馆里去翻检士兵的个人档案，看看能不能和自己记忆中牺牲者的相貌对得上。
他忙了大概两个小时，才最终慎之又慎地决定为一百六十多人的阵亡提供证明。于是早已做好统计的管理员立刻登记，准备下午上报。
在管理员忙着写公文的时候，德内尔借了张纸，抄下了所有家在巴黎的牺牲军人的姓名和住址，去他们的家中看看，略尽自己作为同袍的义务。忙活完这边的事，德内尔在起身时已感疲惫，他将名单小心翼翼地对折，离开了陆军人事档案馆，在路上招手叫来一辆出租车。
“很荣幸为您服务，长官——哦！您就是那位戴泽南中尉！”
德内尔脸色苍白，用力露出了一个礼貌的微笑，有气无力地回答道：“是我，先生，日安，我要去蒙马特-维米尔公证所。”
“如您所愿，长官，我们估计要下午两点才能到了，您用过午餐了吗？”
“还没有……”
“啊，看得出来，您的气色不是很好——要去吃点吗？”
“律师所附近有餐馆。”
“您是打算去那家咖喱店吗？”
“嗯，战前我去过几次，味道尚可。”
“很不幸，它关门了。”
“怎么了？”德内尔惊讶地问道，“那家店老板已经那么大年纪了，又只有一个女儿，没理由受战争影响吧？”
“非要说的话，也算是被战争波及的——老板去布洛涅进货的时候，被一辆司机酒驾的军车撞死了。就是不久前的事，他那可怜的女儿如今还在治丧呢。”
“上帝保佑……那你在路上找地方一停可以吗？我去弄点吃的。”
“没问题，长官，反正这时候我也没什么生意。”
司机虽然这么说，德内尔也没让他久等，他随意找了个路边摊搞了份培根三明治，顺便也给等他的司机也带了份。那司机自然感激不尽，他收起了自己的午餐——一份夹了便宜杂碎肠的干巴面包——转而享用起了美食。只是在下口之前，他从后视镜看到德内尔的三明治好像比自己的小了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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