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兴宗撰写平叛报告，丝毫没有提及韩世忠的事迹，倒是都统制杨惟忠觉得太过分，挺身而出帮他争取到三班奉职。
韩世忠玩命换来的职位，则成了刘光世起步时的官阶，刘家父子继续升职加薪，童贯更是升迁为太师兼楚国公。
刘光世因而迁升山西兵马钤辖。
于此，他认为自己值得，是德以配位的，至于韩世忠被打压夺功一事，只能说是任何人的成功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换言之，是金子在哪都发光。
但这二年他觉得自己很不顺，很郁闷。征方腊让方腊逃脱，征张迪又被张迪漏网，始终离一举而竟全功只差一步，老天爷这是在耍他啊。
汾阳西北部为山区，系吕梁山支脉，峰峦重迭，灌木丛生，并有部分森林，地形极为复杂，张迪一旦遁入山林，再想缉捕不啻于大海捞针。
虽说在通往吕梁山的主要路口都布置了关卡，可刘光世对于能否拦截住张迪并没有抱多大希望，无非是尽人事听天命，聊以自慰罢了。
好消息是，据守山隘的各个卡口都未见张迪踪迹。也就是说，张迪并未遁入茫茫吕梁山。他能去哪？
除此之外，战事进程果如冯过所设想的一般顺利。收复汾阳，大破张迪大本营，占据州城的诸路反军尽失主心骨，正所谓一点破全盘散，叛军之溃犹如多米诺骨牌般迅速蔓延。
说好的打不过就投降……招安的呢？朝廷咋不按套路出牌了？刘光世、宗泽，你们是要斩尽杀绝、不给我们留活路么？既如此，那就休怪我们……
“晋王”座下“文武百官”那叫一个恼羞成怒，集体暴走。但，所谓十万大军，所谓兵强马壮，所谓势如破竹，说穿了都是假象，被裹挟、聚拢的流民所图只不过是三餐一宿，只不过是抱团取暖，从未有过造反、取大定而代之的想法。如今官军攻陷大本营，“晋王”不知所踪，朝廷剿匪大军趁胜杀来，天时地利人和皆在官方，再傻乎乎的呆在叛军营中岂非就是坐以待毙？此时不逃更待何时？！
此次官兵征剿确与以往不同，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想过招安，行动迅猛，手段凌厉，根本不给叛军讨价还价的机会。
二月十九日，汾阳光复，官军乘胜追击，犹若秋风扫落叶般一路平推过去，仅仅十天便收复了叛军占据的所有州县，诛张豹、张彪、卞祥、董澄、纽文忠、乔道清、山士奇、杨端、郭信、苏吉、张翔、方顺、沈安、卢元、王吉、石敬等匪首共计三十五人，杀叛军一万一千余，俘两万三千余，另有六万多所谓“义军”逃散。
从出征到结束前后不及半月，张迪之乱尽平。
假如此次征讨是一张试卷，那只剩最后一道题未答：“张迪去哪儿了？”
这道题可是相当于语文试卷中的作文题呀，占分比重极大，可千万莫跑题了。
刘光世也是发了狠，对付乱民展现出了冷血残酷的一面，并未下禁杀令，纵容属下兵将“杀匪领功”。
大定建国百五十年，民乱两百起，平均下来每年都有，何以至此？
入定以来的士风，时人就有不少尖锐的批评，如：“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无耻”、“今士大夫方寡廉鲜耻”、“昌楚尚文好狎，本朝尚名好贪”等等。官商勾结，营私舞弊现象横行，贪污、经商、卖官乃是常态。大定军队战斗力弱，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经商，如殿前司太尉高俅，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导致军备废弛。
“天下税籍有常，今则岁入倍多者，祖宗世输税只收本色，自后每从折变之故。”更是一语道破大定疆域不及昌楚而岁入倍增的原因：官府利用其赋税之权，在实物赋税的时候低估物值，反复折腾，进行盘剥。有定一朝，宰辅均为理财高手，变着花样增加岁入以弥补冗官、冗兵、冗费造成的财政亏空。
如此，万民穷困，自是会奋起反抗。
但，大定对民乱向来宽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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