黯淡天幕点缀着几颗大星，凛凛然如神只纵目，不吭不响地注视下界凡间，而四周的杨树插标般笔直，让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大星无处可依可挂，尤其显得高桀难近。
原本在福州这样人烟弥漫的通都大邑中，是不应该横生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凄怆之感，但看见茫茫夜色中层累堆叠着许许多多干瘪螺壳般的房屋，鳞次栉比间又都是野狐荒草嚣闹的踪影，江闻就知道这些兵卒、船工、下仆、婢子出现心理问题，也只是时间不够罢了。
靖南王府已然移藩年余，在福州城中的规模绝非常人想象几间豪舍、几座庄园那么简单。
依照《闽中纪略》记载，耿王庄的范围，东起琼东河西侧的太保境，西至安淡打铁墩等，南起琼东河北侧的路通，北至于山北侧的水部门前，如果再算上象桥以东的匡屋，那就足以把柳宅、何宅等等囊括，纳进了几个村庄的田亩。
而耿继茂移藩，又从不轻信本地之人，原本地方的居民都被赶走，因此这些面积内只有他所带来的七千人马及家眷奴婢万余人居住，自然形成了一个全由耿藩人组成、藩卫中央的圈层结构。
若是等到耿精忠执掌的巅峰时期，单单耿王庄就驻有十余万人，等于后世一个县城规模的人口，但在这顺治十七年，耿藩人口远远不足以填满这些空地，因此不免产生极多剩余，而越陌度阡的空屋废宅，就更容易激起偶然经行之人的恐惧了。
而这么多空屋废垣，倒也不能悉数都归咎于耿继茂或者耿精忠，因为即便他们从上任开始便跑马圈地，也不可能安安稳稳地控制住这么多空旷地盘，这还得从满洲兵至之后，施行的“匡屋”和“匀厝”这两项政策说起。
匡屋，《榕城纪闻》说：“民居概令搬移住兵，谓之匡屋”。顺治“十二年十月，满洲兵至，驻南门、水部、东门各郊外，避兵人纷纷。兵至，住人家”；顺治十四年，清廷派都统郎名赛率汉军八旗3000人驻防福州，“屯城中东门、汤门、井楼、水部四关。自井楼门街东边一片，至法海寺止”，当地居民全被赶走，旗兵住进，这就是匡屋。
因此在耿藩尚未移镇就位之前，福州城中便有大片的民居被清兵所强占，并且分布范围与后面的耿王庄极为相似，可以说几乎是顺势“继承”了这些被强征索要的房屋土地，自然更没有人敢在满洲兵走后，跑来跟靖南王府索要自家原先的宅院屋宇。
但这些是城内房屋，耿藩还占据了福州城南侧数个村庄的土地，而与“匡屋”配套的还有“匀厝”。
《榕城纪闻》说：“匡屋，人栖止无地，令城中未移者分匀，谓之‘匀厝’，三间者与匡屋一间，或以银贴之。”它就是说，在福州，没有被匡屋的人家必须拿出房子给被匡屋后没地方住的人居住，或者出钱出物，在执行层面非但不是一种缓解城内流民激增的善政，反而给了清兵四处抢劫掳掠的借口。
比如福州城外的村庄，“匀厝”的情况极为严重，顺治十一年清兵大军抵达福州，十一月十一日，头站三百人、马五百匹先至，悉数屯东门外。途中所过各抢掠三十里，非但是衣服财物牲口这些值钱的东西，就连家种的伏卵母鸡，擘残苎麻尽皆掠尽，更令居住在乡人家中，令供酒肉，役使主人，拆毁房屋。
随后大军压至，城内被八旗精锐们强征殆尽，其余人便制造出了一个南至藤山，东至竹屿，北至崎山，环绕二百余里的“匀厝”地带，普通人的住屋，皆被他们拆壁结伙居住，顶多大屋留一进、小屋留一房与主人住止。
这样一波兵燹之后，百姓流离失所都算剩的一命，多少蚁民就此家破人亡、骨肉支离，剩下的这些空屋陋巷，自然也都飘散着驱赶不尽的凶煞之气，耿家下人平日里靠近都要打个哆嗦。
江闻正穿着粗布麻衣踽踽独行，在杂草矮树之间匿藏行踪，抬头只觉空朗天色被明月照得透亮，还能见到耿家水榭之外有不少荒废田地再也无人耕种，烟村阡陌间杂草丛生，目光却只在游弋片刻之后，又紧紧盯着不远处马蹄杂乱的车队。
那就是方才演作结束的戏班，方一作罢便正行踪诡秘地驱车疾驰，而先前那一个出来历不明的《夜台梦》，更是他闻所未闻的东西。
历来鬼戏屡见不鲜，但怎么也是在京戏发展到鼎盛之时，才有人从花团锦簇中斜觑出一条鬼趣盎然的戏路，从不见这么特立独行的样式。
譬如旧时大上海流行的鬼戏《大劈棺》，《纺棉花》，不但有假扮死尸的庄周，白面僵立的纸扎人，戏里还常有四个“鬼”的角色，穿鬼衣勾了鬼脸，在台上蹦跳翻腾_随着鼓点一响，四个鬼上台，翻跟头、甩水袖。
但鬼戏之中，极少有超离亡魂托梦、游魂显灵、生人探阴这几个主题的，像这般直剌剌地只描写鬼怪的戏剧，至少在这个时代，这样的不避鬼神而远之的做法，多少显得有些离经悖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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