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是不可能的。
李先生这个文章一出来，基本上就没啥人认同。
首先张政烺先生就不认同。
由妇好墓带出了长期以来被董作宾分为第四期历组卜辞中的“妇好”人物，一下子，就让这个问题成为甲骨学术史上最为激烈的断代分期争论。
会议上，因为安徽博物馆的女学者写了这么一篇文章。
一下子，就使得李先生遭受围攻。
好吧，用围攻这个词来形容不合适，但确实争议很大。
大家普遍不认同这个观点。
也就只有这个年轻的女学者，以及浙江博物馆的一位年轻学者支撑。
这种情况之下，这两位未来，肯定会受到李先生的关注。
如果是投机取巧之辈，混上去，声援李先生，说不定就赚取人情分。
苏亦对此倒没发表什么意见。
他很清楚，李先生这个分法，不能说全错，但也不合适。
40年代，董作宾的分期奠定了五期方法。
很长时间一来，大家都遵从这个分期方法。
然而，70年代以后，是李先生开启了甲骨分期历组卜辞反思，创建了甲骨分期“两系说”。
到了后来，李先生的“两系说”的断代，已得到学界普遍认同，成为甲骨断代研究上的里程碑。
“一个王世，不仅有一种卜辞，一种卜辞也未必限于一个王世”，这个简短的24字两系说，成为今天甲骨分期学上的经典理论。
但是一个理论，从开始到成为经典，是需要时间检验以及大量的试错的。
人家年轻女学者，可以写这种小文章，那么苏亦呢？
至于他，主要是打酱油的。
他是真的打酱油，写了一篇关于《何尊铭文新释》，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上有些后人的见解，跟唐兰先生也是一脉相承，中规中矩，没啥好说的。
也没啥新意。
更不会有什么翻天覆地的观点，引起巨大的争议。
高铭、邹恒两位先生也不意外，都知道他开学就做了一场“宅兹中国”的报告，知道他对何尊铭文，有深入研究。
高铭先生也鼓励他望这个方面探究。
毕竟合作虽然是六十年代发现的，但真的火爆学术界也是七十年代，75年到京参展以后，才被学者广泛关注加以研究。
他关于合作铭文的重新解读，更多是对其背后历史的考释而非铭文上，在铭文上，唐兰张政烺马承源几位先生已经做到极致了，他能继续的并不多。
他的文章就是打酱油。
在古文字方面，他基础确实不行，不想投机取巧，获得关注，主要是没有这个必要。
他是过来刷脸的，打酱油无所谓。
那么邹先生呢？
某种意义来说，也是。
因为邹恒先生做了关于先周文化的相关报告，却没有专门去考释某个甲骨文或者铭文。
为什么邹恒先生会特意做相关报告呢？
因为周原遗址开挖了。
从1976年开始，陕西文管会，北大，西大考古系联合对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初步查明，宫殿建筑（或宗庙）的遗址分布在岐山凤雏和扶风召陈两处。
1977年，在凤雏建筑遗址的窖穴内，出土了17万片卜骨和卜甲，其中多是卜甲。在200多片卜甲上有刻辞，最多者30字。
这是一个巨大的考古发现。
也是本次的研讨会研究的重点之一。
有了邹先生的铺垫，然后由陕西文管会的徐锡台做《周原出土甲骨文字》的报告，就是介绍这批甲骨（作为亲自发掘这批资料的徐锡台先生用了近十年时间，潜心研究，着成《周原甲骨文综述》）。
李学勤先生说过，甲骨文的发现是在1899年被王懿荣在BJ见到了甲骨以后，之前民间的发现，都不算，因为那只是发现甲骨，并非学术意义上的认知的“甲骨文”。
他甚至还说，建议大家不要太相信王懿荣因疟疾买龙骨而发现甲骨文的说法，这种说法不尽可信，王懿荣的几个儿子也没有提到过这种说法。
1899 年这一年正好是古埃及罗塞塔石发现一百年，因此，学界认为甲骨文的发现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大事，更是世界科学发展史上的大事。
没有一部世界科学史书不记载罗塞塔石的发现，一部没有偏见的世界科学史书也都会记载甲骨文的发现，因为它们对世界的影响确实太大了。
而甲骨文发现的最大意义，则是证明了商朝的存在。
让全世界都没法质疑。
也让当时的史学界走出了疑古派的影响。
因为发现甲骨文，继而有殷墟的发现。
那么甲骨文的发现，怎么使得学界走出疑古思潮呢？
这个方面，就涉及到苏亦的老本行了。
中国考古学术史，李济先生肯定是灵魂人物。
当年，李济、傅斯年他们的学派成立史语所考古组的时候，就极力反对以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学派，竭尽全力的推翻顾颉刚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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