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李济先生认为，爱国主义者就不能疑古。
因此，当时以史语所为首的学派，对王国维先生的极为推崇。
他虽然没有做过考古，却从甲骨文中推测出商王世系表，也让国内的学者认为考古学可以在重建上古史方面可以继续做出更加伟大的突破，以正式历史文献的真实性。
实际上，中国考古后来的发现，也证明的王国维先生是走在极为正确的道路之上。
这也是为什么，王国维先生在学界的地位会如此之高的原因。
甚至他的“二重证据法”也成为学界研究的一大创举。
这种情况下，殷墟的发掘，就是对疑古学派最大的冲击。
也因为甲骨文的发现催生了古文字学的四大分支之一甲骨学研究（另外三大分支：青铜器和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简帛学研究）。
而周原遗址出土的有字甲骨，是继殷墟以来，最为重要的带字甲骨发现。
这些周原甲骨的发现，可以说打破了学界一直以来的谈甲骨必言商的固有认知，
因此，发掘领队之一，徐锡台做报告的时候，满是激动。
他跟高铭先生是北大的同班同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陕西考古所，后来被并入省文管会。
一直在从事着一线考古工作。
几年前，高铭先生跟俞伟朝先生还曾经带着北大的学生到秦阿房宫遗址考古实习，就是他接待安排的。
这些年，没少跟北大的师生合作。
因此，高铭先生带着苏亦去拜访他的时候，直接对苏亦开后门，把出土的甲骨文拓片给他苏亦观看，后无保留。
这种新出土的一手资料，还没有完全发表，不要太原生态，几乎还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对于与会学者来说，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见到周原出土的带字甲骨资料。
现场之热闹，可想而知。
徐的报告，内有一节是《奇字》说，“约七八片，又有个铜甗也有这类奇字”。
就有人问，张政烺先生是什么字？
张先生，一时半会也说不出什么东西。
因此，第二天，大家就开始撺掇张政烺先生发言，要他就这一发现讲几句话。
谁都知道张先生学问大，辈分又高，而且脾气还好，让他讲两句，就真的讲两句了。
于是，在学术史上关于“数字卦”的名场面就诞生了。
张政烺先生也开始做了《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简短发言。
张先生，手中没有书，也没有什么准备，讲的并不算太深入。
他说，“铜器铭文钟钟三个数字的是单卦（八卦），周原卜甲六个数字是重卦（六十四卦），周易钟老阴少阴都是阴，老阳少阳都是阳，数字虽然繁琐，只是阴阳二字，
而这个发言，也给张先生的学术生涯之中留下几位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个时候，周原甲骨还不能称之为广义的“周原甲骨”，还只能称为“凤雏甲骨”。
又因为其出土于周人故地，自然会让大家联想到“文王演周易”的传说(见《史记·日者列传》、《汉书·五行志上》等书)。
而张政烺先生这次发言，也是从这个话题开始的。
他是把凤雏甲骨上的数字符号按今本《周易》加以转写，希望借此说明，这是卜筮并用的结果，筮占的本质是数占，易卦的根子是数字卦。
这一看法获得了与会学者大部分人的赞同。
嗯，这个是后来的说法。
真实情况是，大家都是懵逼。
关于张先生“数字卦”的阐述。
大部分都听不懂。
也不能说听不懂，听懂了，却也不是全部都认同。
其实，在外国学者看来，国内的学者，只要发掘出来甲骨看到有符号的，就拼命的往文字上套，都希望这些符号是文字，而非图腾或者其他的。
因此，对于甲骨上陌生的符号，大家都倾向于是字体。
这种做法，也不能说不对，但尤其缺陷。
回到张先生的发言。
想要弄明白他发言的核心，就要弄懂，啥是“数字卦”。
学界所说的数字卦，宋代就已发现。这种符号是从青铜器上发现。
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今湖北孝感出土过着名的安州六器，其中的中方鼎，铭文最后有一组符号，就是这种数字卦，当时，宋代学者也各种考释，不过都不确定。
这组“奇字”八百多年，一直是个谜。
1932年，郭沫若先生说，这是器主的族徽（末二字殆中之族徽）《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
他猜测是族徽，这是一个开始。
也只是猜测。
因为出土材料不够支撑，他的猜测。
1950年，武官村大墓发掘，成为新中国首次殷墟发掘。
于是，河南安阳四盘磨出土的商代卜骨有这种符号三组。
到了1956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的西周卜骨有这种符号两组。
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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