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的第一项，自然是领导讲话，这种学术会议，并非只有与会学者，也有行政领导。
当然，最为让人重视的还是于老的开幕式讲话。
讲话内容，无非就是回忆过去、关注现在、展望未来。
忆苦才能思甜。
这些环节，确实有些枯燥，苏亦常常跑神，好在会议很快就进入关键阶段。
与会的学者开始宣读自己的学术成果。
这个环节很重要，坦白说，苏亦大多数时候都听不懂，对于古文字研究，他就是半吊子货色，就是这段时间恶补不少的知识，但是跟这些跟古文字打了一辈子教导的前辈相比较，他就是个渣，就算是吴镇武他们这些同辈，他也比不过。
没法子，谁让他的基础不扎实呢。
然而，他就没有优势吗？
自然也有，就是超出时代的认知。
然而，学术研究，一份材料说一分话，别人不发布的内容，也不能胡乱引用。
这种情况之下，他自然不能瞎说。
只能老实当听众。
六十多位学者，每一个人都要宣读自己的文章，又是第一次召开学会会议，经验不足，没有设置什么分会场，光是大会议室内听学者做学术论文分享，就花去很长的时间。
就算这样，大家的情绪依旧高涨，那么多年来，古文字学界难得有这样的盛会，大家都尽情的阐述自己的观点以及研究成果。
一整天下来，苏亦除了听报告还是听报告。
首先是于省吾先生，他第一个分享的自己研究成果——《寿县蔡侯墓铜器铭文考释》。
光看文章名字，就知道写的是什么内容。
重点就是首先蔡侯墓。
与会学者，并非每一个人都知道蔡侯墓的情况，因此，于老的报告，也简单介绍其情况。
蔡侯墓位于安徽寿县，墓地原来是麦地，它的发现是跟国家50年代的治淮工程有关，因为地势平坦，合适取土，在1955年5月24日这一天，民工们挖沟取土的时候，就在深沟的中央率先发现了两个甬钟，接着又发现不少的铜器。
于是，着名的蔡侯墓就这样在民工兄弟的锄头下被发现了。它的发现过程其他墓葬被发现的过程大同小异。
没啥好说的。
其墓主经考证为蔡昭侯（前518—前491），这个结论经过多位学者的考证，在学界已经没啥异议了。
因此，于省吾先生的文章，也只是针对相关铭文的考释上。
这项考证工作，老一辈学者，也几乎都参与其中。
郭沫若《由寿县蔡器论到蔡墓的年代》、唐兰《五省出土重要文物展览图录序言》、陈梦家《寿县蔡侯墓铜器》、史青树《论蔡侯的年代》、其中，在这些学者之中，孙百朋却因为一篇《蔡侯墓出土的三件青铜器铭文考释》杀出重围，让他跟这些名家相提并论。
其中孙百朋在报告中准确推断出墓的主人是蔡昭侯申，但由于墓内金文蔡侯之名难于释读，种种争论直到近年才由裘锡圭跟李家浩两位先生论证平息。
然而，五十年代墓葬出土的时候关于墓主是哪个蔡侯的问题，学术界也吵翻天。
那么于省吾先生，对蔡侯的名字的考释结论如何呢？
其实也是“申”，而且，他还给出自己的考释思路，并非瞎说。
他从《说文》推导出“乱”跟“申”字的关系，又提及毛公鼎上的铭文，然后从文献《春秋》考据，哀四年，蔡昭侯名“申”，又对比《史记·蔡世家》，反正经过一系列的考释，终于确定蔡侯昭申的身份。
如果不看铭文拓片，不看宛如天书的原文字体，仅仅听老先生说考释过程，也挺有趣的，要是看铭文拓片，就脑壳痛了。
那么“申”字有争议，“蔡”字呢？
这玩意又涉及一系列的考证了。
比如容庚就根据魏三体石经“蔡”之古文而做出考释，王国维又说“杀蔡二字同音可相通假”，沈兼士也作了音上的研究。
反正，甲骨文，青铜铭文每一个字的确定都有一系列的考证。
每一字的考释都来自不易。
于省吾先生的文章也是如此。
整篇文章，考释的铭文很多。
苏亦的笔记没法面面俱到，只能挑选听得懂的部分来记录。
比如于老考释蔡侯盘上的铭文：
“元年正月，初吉辛亥，蔡侯申虔共(恭)大命，上下陟[衤否]，孜敬不惕，肇（佐）天子，用诈(作)大孟姬嫖彝(舟)，……敬配吴王，不讳考寿，子孙蕃昌，永保用之，冬（终）岁无疆。”
他的考证，跟郭沫若、唐兰、陈梦家、孙百朋几位先生，有异有同。
内容太长，苏亦也没有办法全记，也没有必要，不出意外，明年，古文字的专业学术期刊《古文字研究》第一辑的发表，就把会议的文章都收录其中。
这些古文字学会的传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一到年会，大家就写文章，然后在会议上分享文章，最终评委会挑选出合适文章收录在《古文字研究》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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