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镇武惊叹，“水晶石印章？”
启功先生笑个不停，“想啥呢，就是有机玻璃。”
吴镇武下意识问道，“不是应该用印章石石制印章吗？”
老先生猜到他会有这一问，立即发出爽朗的笑声，“我常被人叫去写字，石头的揣在身上多沉啊！有机玻璃轻嘛，你看盖出来不是也很好吗？”
其实很好，而且，还很时尚。
如此接地气的方式，却让众人感慨不已。
尤其是苏亦，他也没有想到老先生如此洒脱。
宿白先生也好篆刻。
后来还出版了《宿白印谱》，作为弟子，苏亦也不是对篆刻啥都不懂的小白。
一想到印章，大家先入为主的就是西泠印社，想到各种印章石，哪里会想到启功先生会如此取巧，竟然用有机玻璃来雕刻印章。
完全刷新了众人的认知。
估计，国内的大书法家，毫无避讳的当着众人的面，使用有机玻璃印章的，大概也只有启先生一人。
而且，你还不能说老先生敷衍。
因为他所用的那两方篆书有机玻璃印章也确实刻得很有韵味，一看就是金石大家出品。
至于出自何人之手，老先生没说，他们也不好意思问。
无边款，没法猜测，不然，苏亦都想求同款印章了。
好吧，这事，想想就好。
这一晚，老少皆欢。
他们六人个研究生，陪着老先生舞文弄墨，接着品茗畅谈，一夜就过去了。
第二天，会议正式开始。
在南湖宾馆主楼的会议厅内，六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齐聚一堂，成立正式开幕。
于这场盛会而言，苏亦是一个参与者，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
十年过后，于学术界而言，为什么是古文字学界能够如此快速成立学术研究会？而不是其他专业领域呢？
一开始，苏亦也搞不明白。
路上，听高铭先生他们闲聊，才得知明白缘由。
非要总结的话，就是恰好赶上了。
因此，高铭先生还调侃道，“这是祖宗的馈赠。”
这个说法，并非说笑。
70年代是我国考古发现的黄金时代，一批批周原甲骨、战国铜器和秦汉简帛相继被发掘出来，令海内外学术界为之轰动。
出土文物太多，造成的影响极大，就算是十年间，也不得不举举出土文物出国展览。
也正是因为如此，考古三大刊《文物》、《考古》和《考古学报》也得以先行复刊。
没法子，成果太多。
这些东西发掘出来，自然要有人整理。
在这个方面，研究古文字的学者功不可没。
所以，不要以为十年间，就没有学术活动，也有，而且还是特大型项目。
然而，在这些考古出土文物整理工作中贡献极大的古文字学者们，也不得不面临着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专业队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
这话并非说说而已。
在学界享有巨大威望的郭沫若先生刚刚过世，唐兰先生卧床不起，容庚和徐中舒二老也因年迈不能远行；40岁以上的专业人员为数不多，30岁左右的专业人员稀如凤毛麟角。
老一辈的学者中，唯一能打的就是于省吾先生了。
恰好，于老就在吉大教书，这也是为什么，成立大会的主办方是吉大的原因。
于老来吉大，也是有原因的。
其实，50年代的故宫博物院乱糟糟的，老先生也得不到重用，基本上赋闲在家，50年代，吉大的老校长匡亚明到任，三顾茅庐，才把于老从故宫挖到吉大，自此，于老就在吉大落地生根，因此，这里也成为国内古文字研究的重镇。
革命队伍青黄不接，后继无人，作为古文字学界的领袖之一，要改变这一现状，于老则无旁贷。
于是，从1978年上半年开始，中华书局的赵诚先生即多次将于省吾老先生关于组建古文字研究会的方案带到北大、川大、中大和考古、文物单位征求意见，才有这次会议的召开。
其实，出席这一次会议，能够让苏亦认出名字的老前辈，并不多，比如于省吾、胡厚宣、张政烺等。
至于李学勤、裘锡圭、高铭几位先生，只能算是中年学者，属于第二梯队。
至于青年，都还没来得及冒头。
非要揪出一批来的话，那么吴镇武他们几个师兄弟，面前算是。
此外，还有吉大不少年轻的老师，也算。但，苏亦不认识他们。
在国内，要说在古文字研究领域牛逼的高校，北大是排不上号的，跟吉大、中大以及川大没法比。
吉大有于老。
中大则有容庚、商承祚先生。
川大则有徐中舒先生。
遗憾的是，商承祚先生也没有出席这一次活动。
估计，身子骨也不行。
大冬天的从广州到长春，也确实遭罪。
实际上，再过几年，这一批老先生也会相续离世。
李学勤、裘锡圭两位先生才起来，逐渐扛起帅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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