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节课，课时45分，足够苏亦发挥了。
建国前，不少学者为了抄录敦煌文书，历尽千辛万苦。
然而，这种艰难，并不包括胡适，他在巴黎跟伦敦抄录敦煌文书的过程，都非常方便，这主要跟他的身份有关。
1926年，胡适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名委员之一，他以这种身份前往英国。在此期间，先后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翻阅敦煌资料。
因为有官方的身份，他翻阅敦煌文书的时候，并没有受到什么刁难。
而且，他去翻阅这些文书，并非为了抄录，主要是为了做中国禅宗史研究，至于抄录敦煌文书，更多是顺带的。
这一时期的阅读工作，为胡适在后来的禅宗史研究提供了文献史料支持。从1926年开始，直到1962年，对敦煌文献的研究，始终是胡适研究中国早期禅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几篇重要的禅宗史研究文章也都是建立在敦煌手抄本的基础上完成的。
正是由于敦煌文献所具有的原始性，使得敦煌文献在胡适禅宗史的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可以说，胡适在研究早期禅宗史过程中，敦煌文献是其最为重要的一手资料。
他翻阅这些敦煌文书的目的是为了编着《中国禅宗史》。只是可惜他最终也未能完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禅宗史》，这确实是一大遗憾。
然而，他的行为跟刘半农他们一抄录就是好几年的学者来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所以，苏亦对胡适这段经历，只是一笔带过。
但对于他关于禅宗史方面的论文，苏亦却没有选择疏忽，“同学们，对禅宗历史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观看一下胡适先生的一些文章，当然，如果诸位对密宗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翻看一下周一良先生的论文TantrisminChina，这些都是佛教史上着名的文章，值得同学们阅读。”
然而，苏亦也没有深入讲解，毕竟这些话都有些跑题。
简单讲述后，苏亦的话题回归其他抄录敦煌文书的学者身上。
他接下来讲述的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郑振铎。
这位先生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年仅60岁。
“郑先生在1927年的时候，曾经避难巴黎。他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借到的第一份中国古籍便是敦煌文书。也曾经抄录部分文书，1928年回国1929年发表《敦煌的俗文学》和《词的启源》后来又将所得俗文学整理出版。”
至于郑振铎跟中国俗文学的关系，就不需要苏亦过多赘述了。
“小师兄，好端端的，郑部长为什么要去法国避难啊？”
苏亦刚说完这段经历，台下就有些学生发问。
苏亦简单解释，“1927年2月，郑振铎与叶绍钧、胡愈之等人发起成立上海着作人公会，公会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的革命活动。四·一二政变后，他与胡愈之等人致信国民党当局，强烈抗议屠杀革命群众，为此险遭逮捕。5月，他乘船到欧洲避难和游学。先后在在法、英等国家图书馆里工作。这期间，郑先生博览群书，写了诸多着作，而，抄录敦煌文书也只是他其中一部分工作。”
郑振铎啥人？头衔很多，但苏亦更加熟悉他翻译的《飞鸟集》。
“30年代国家公派的学者终于起程前往欧洲调查敦煌文献。此外，还有一批学者自费到图书馆去抄写敦煌卷子。然而，国内的学者去抄录这些文献并非一帆风顺，同样也遭受到很多挫折以及刁难。”
“比如，1933年底北平图书馆托清华大学浦江清与大英博物馆商拍摄敦煌文献佛经以外的写本，遭到拒绝。浦江清退而求其次，请求入库选取部分抄录，再次遭到拒绝，甚至义务为之编目也遭到拒绝。”
就算屡遭拒绝，国内的学者也没有放弃在海外抄录敦煌文书。
除了浦江之外，同样还有学者继续前往大英博物馆抄录文书。
“然后，1934年，浦江清的好友张素痴来到了大英博物馆。考虑到浦江清吃闭门羹，张素痴谁也不惊动，直接到陈列室内，利用展品的更换，一个字一个字抄录了十数种珍贵的敦煌写本资料。像武则天时代的经书长卷，18岁的女子以10匹绢的价格被卖掉的‘卖女契’，妻子如何给婆婆及丈夫写信的范文，解梦书，现存最早讲解围棋战术的棋经等，就是这样抄回来的。”
北平图书馆对流失在海外的敦煌文书的搜集一直在持续，并没有浦江清的遭遇而停滞不前。
苏亦继续分享。
“1934年秋北平图书馆负责人袁同礼派编撰部索引组组长王重民前往巴黎查阅和编辑摄影敦煌遗书，直至1940年德国军队占领巴黎才前往美国。期间，1935年年底，王重民又利用圣诞节假期前往伦敦观看敦煌卷子。王重民从1934年开始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工作，整整5年期间，他拍摄了3万张关于敦煌遗书的微缩胶片，工作的繁重难以想象。一直到1947年，王重民夫妇在滞留国外十多年后才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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