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1935年袁同礼因写经组组长向达在本馆服务五年成绩卓着，并对于经典夙有研究，派他往英国影印及研究英伦博物馆所藏敦煌写经。然而，等1936年秋，来到伦敦的向达先生却备受刁难。”
“在向达先生的通信之中，曾经记录过这个过程：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我在不列颠博物馆阅读敦煌卷子。因为小翟理斯博士的留难，一年之间看到的汉文和回鹘文卷子共才五百卷左右.....我所看到的其中重要的部分都替北京图书馆照了相(当时并替清华大学也照了一分)后来王有三先生到伦敦又替北京图书馆补照了一些……”
说着，苏亦还声情并茂的朗读向达先生的这些书信原文。
这段文字，他印象尤为深刻。
之前，他在文史楼考古专业阅览室他就观看了向达先生翻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然后顺带翻看了他的其他作者。
北大历史系其他先生的文章着作，苏亦可以不读，但向达先生的文章，苏亦必须要读，因为向觉明先生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苏亦的师爷。因为宿白先生当年在北大文研所读研的时候，就师从向达以及毛准两位先生，向达和毛准两位就商量一家一半，让宿白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组，下午到图书馆。
当时，向达先生就是北大图书馆馆长，他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期间，可以说北大师生最为幸福的时光，因为向先生直接允许北大的老师直接进入书库里面看书。
不过北大图书馆这个风气好像保留下来了。
苏亦听说，现在的北大图书馆，不仅允许老师到书库阅读书籍，对于他们这些研究生也是开放的，如果有需要，拿着研究生的借书证过去图书馆，就可以进入书库看书。
这种福利，后世的北大学子想都不要想。
然而，听到苏亦向达诸位先生在大英博物馆的遭遇。
台下的同学都愤慨不已。
“这些混蛋，这些经书明明是从咱们国家流散出去的，他们凭啥不让我们去抄录？拍照？这些该死的英国佬。”
“对，还有该死的斯坦因，都是因为这个该死的家伙，不然，咱们敦煌经卷怎么会流失到大英博物馆收藏。”
“对，还有该死的王道士，这个文盲，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滔天大罪。”
“不止王道士，还有该死的晚清政府那些昏庸的官员，尤其是敦煌县令汪宗瀚这个不学无术的家伙。”
“……”
听到大英博物馆方面的屡次刁难国内的学者，台下的历史系同学们，一个个怒火填胸，群情激奋。
尤其是在苏亦念到向达先生的通信原文的时候，同学们就绷不住了。
然后开始咒骂起来。
他们骂英国佬，骂斯坦因，骂王道士，骂汪宗瀚以及甘肃学政叶昌炽，因为敦煌藏经洞经卷流散海外，这些人都脱不了干系。
而，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批敦煌文书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斯坦因的捐赠。
苏亦也不阻拦同学们发泄着他们不满的情绪，王永兴同样也不阻拦。
等大家发泄过后，苏亦才说，“英国人确实傲慢，不过他们的傲慢则来源于他们的无知，因为，同样盗卖走敦煌藏经洞的文书，法国却成为西方汉学大本营，甚至巴黎都成为西方的汉学中心，而英国人却在汉学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建树。所以，我们不需要跟这无知的人去一般见识，我们要做的就是珍惜咱们这些前辈历经磨难才抄录回来的敦煌文献资料，我们要把这些资料好好利用起来，让我们中国灿烂辉煌的文化重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与其去谩骂，还不如好好利用这些文献资料去做学术研究。
不过那个年代，相比较法国，英国人确实对于中国的学者更加不友好，这也跟法国汉学盛行有着重要的关系。
所以，苏亦说他们无知傲慢，也并非没有道理。
“其实，向达先生拍摄的这些照片仍然保存在北京图书馆。不过遗憾的是，这些照片没有得到充分利用。1937年向达先生又到法国巴黎研究敦煌遗书。直到1938年，他带着手抄、拍照、晒图所得的几百万字的资科回国。这些都是相当了不起的成果，为了咱们现在敦煌学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
其实对于向达先生的故事，苏亦一开始是犹豫，他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因为直到明年，对方才沉冤昭雪。
这个时候，在北大的课堂上大肆讲述着对方的故事，好像有些敏感。
然而，在历史系内，众多师长都不甚在意这些事情。似乎大家都能够很明确的感受到一个新的时代就要来临了。
这种情况之下，苏亦对于某些敏感人物经历的讲述，也逐渐放下了顾虑。
对于向达先生，苏亦有顾虑。
但对于接下来要讲述的姜亮夫，苏亦就没啥顾虑了。
“除此之外，1934年姜亮夫留学法国，然后从1935年开始抄录拍摄文物古籍，光照片就拍了3000多张，姜亮夫从巴黎跑到伦敦，从伦敦跑到柏林，追踪着每一卷遗书。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每拍一张胶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拍一些，他只能勒紧裤带。喝米粥，嚼面包干，白天抄写卷子，晚上回到小旅舍连夜复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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