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明白，孙子所说的“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得”，就是这个道理。]
【经文】
开必得之门，信庆赏也。
[《吕氏春秋》曰：“夫信立则立，可以赏矣，六合之内皆可以为府矣。
人主知此论者，其王久矣；人臣知此论者，可以为王者佐矣。”
徐于《中论》曰：“天生蒸民，其情一也。刻肌亏体，所同恶也。被立垂藻，所同好也。此二者常在而人或不理其身，有由然也。当赏者不赏而当罚者不罚，则为善者失其本，望而疑其所行；则为恶者轻放国法而恬其所守。
苟如是，虽日用斧钱放市，而人不去恶矣；日赏赐爵禄朝而人不兴善矣。”
蜀张裔谓诸葛亮曰：“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以无功取，刑不可以势贵免。此贤愚之所以皆忘其身也。]
【译文】
要想向人民敞开有功必赏的大门，就必须赏罚有信。
[《吕氏春秋》说：“信用建立后，整个国家就会井然有序。懂得这个道理的国王，他的基业就能长久；懂得这个道理的臣子，就可以作帝王的辅佐。”
东汉哲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在《中论》里说：“上天孕育众生，其情感是彼此相同的。身体受到伤害，人人都感厌恶；生前显赫，死后留名，人人都很喜欢。可是有人受害，有人发达，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然而人们依然不认真修养自身，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该赏的不赏，该罚的不罚，结果使想行善的人也失去了信心，不但怨恨暗生，而且对自己以前的善行产生了怀疑；而作恶之人则不但蔑视国法，而且对其恶行恬不知耻。倘若如此，即使每天在大街上砍头示众，犯罪的人还是层出不穷；每天都封官加禄，人们还是不做好事。”
蜀国的张裔对诸葛亮说：“先生赏赐不漏掉同自己关系疏远的人，惩罚不偏袒自己亲近的人。不让无功之人得到官位，不因有权有势就免去对他的惩罚。这就是无论贤愚都能舍生忘死的原因。”]
不为不可成，量人力也。
[文子曰：“夫债少易偿也，职寡易守也，任轻易劝也。上操约少之分，下效易为之功，是以为君为臣久而不相厌也。末世之法，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难而诛不敢。人困放三责，即饰智以诈上，虽峻法严刑，不能禁其奸也。”
《新语》曰：“秦始皇设刑法，为车裂之诛，筑城域以备吴越，事愈烦，下愈乱，法愈众，奸愈纵。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
【译文】
不做不可能成功的事，因为凡事都要量力而行。
[文子说：“债少容易偿还，职务轻松容易完成，任务不重容易上进。最高统治者把握住简明扼要的国策，臣民就容易建立功业。这样一来，为君为臣就永远不会互相讨嫌。社会到了末世，其法律的特点是繁杂而苛刻，然而真正犯罪的人却捉不住，可是动不动还要严惩重罚，于是罚不胜罚，严重危害社会的却不敢杀。人民大众为这三种重负所困扰，就变着法子来欺骗上级，虽然采用严酷的刑法，也不能禁止奸诈与邪恶。”
《新语》说：“秦始皇设立刑法，用车裂杀人，修筑大城以防备江南吴楚一带少数民族的入侵，举措越多，国家越乱，法令越多，恶人越放纵。秦始皇不是不想治理好国家，然而他的一系列举措恰恰失掉了天下，就是因为采取的措施太多、刑罚太严的缘故。”]
【经文】
不求不可得，不强人以其所恶也。
[故其称曰：“政”者，政之所行，在顺人心，政之所废，在逆人心。夫人恶忧劳，我逸乐之；人恶贫贱，我富贵之；人恶危坠，我存安之；人恶绝灭，我生育之。能逸乐之，则人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人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人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人为之绝灭。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亦叛。
晏子曰：“谋度放义者必得，事因於仁者必成。反义而行，背仁而动，未闻能成也。”
《吕氏春秋》曰：“树木茂则禽兽归之，水源深则鱼鳖归之，人主贤则豪杰归之。”故圣王不务归之者，而务其所归。故曰：强令之笑不乐，强令之哭不悲。强之为道，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也。]
【译文】
不追求得不到的东西，不勉强人做他们所厌恶的事。
[所谓“政治”，意思是要顺应民心，政策法规才能得以贯彻执行，违背民心，政策法规就会被废弃。人民厌恶愁苦、劳累，就设法使他们安逸、快乐；人民厌恶困苦、贫贱，就设法使他们富裕、尊贵；人民厌恶危难、动荡，就设法使他们安全、稳定；人民害怕绝后、死亡，就设法使他们生育、长寿。
能让人民安乐的人，人民也会为他分忧，为他劳苦；能让人民富贵的人，人民也会为他甘受贫贱；能让人民安定的人，人民也会为他承受危难；能让人民休养生息的人，人民也会为他经受死亡灭绝的考验。只要满足了人民的这四种欲望，远方的人自然会来亲近；相反，亲近的人也会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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