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志一行跋山涉水，终于到达晋阳城外。古晋阳城在汾水的西侧，当年晋国三家围住晋阳，引水灌城，城头只剩六尺露出水面，锅灶泡在水中，青蛙四处乱跳，但百姓没有叛变之心。因为赵国在修筑这座城市的时候就是作为最后的基地，对于当地人非常友好，所以大家万众一心。后来秦朝占领这里后，设立太原郡，晋阳为治所，这也是太原的由来。唐志带着众人在驿站住下，第二天，太原铁厂的营铁使吴正赶来迎接唐志一行。
在唐朝，中央由工部下的屯田郎中和司农寺主管屯田、营田，而州郡却无相应的主管机构或官员；中央由工部、少府监和将作监主管手工业生产，州郡亦无相应的主管机构或官员，于是才有了营田使、盐铁使、群牧使等使职的设置。
这种情况在建国后也依然存在，比如一些国营的农垦场、钢铁厂、电厂里的厂长相当于厅级、局级、处级干部，有些军工厂相当于师级、团级干部。
吴正是太原铁厂的厂长，他还带了一个梓人毛用，属于高级工头和技术骨干，整个铁厂的技术都是他负责。梓人拿一般工匠薪水的三倍，并不属于政府的正式官员，类似于技术负责人，但由于其特殊性，普通工匠也是“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
唐政府规定，凡官府工匠的生产，“四季以令丞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不论地方还是中央的手工业品都需要标记工匠或监官的名字。为了保证官府工匠都是身强力壮、技能工巧者，规定地方州县的工匠以“团”、“火”为单位，在官府服役时不许隐巧补拙，避重就轻。
虽然到唐中后期“和雇”的形式普遍存在，但官作坊里的技术骨干不许只交钱不出力。这就保证了唐代不论是前期还是后期，都可以拥有足够数量的优秀个体工匠在官府从事生产。和雇类似政府雇佣但具有强制征役的性质，到了后期这些雇佣对于工匠来说基本上都是赔本的买卖。
唐玄宗时期扬、益、岭表刺史为了向杨贵妃献媚，“必求良工造作奇器异服，以奉贵妃献贺。”各地的贡品不少都属于手工业品，而且样式丰富，精品不在少数。大量的奇技淫巧和奇装异服被输入皇宫，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难怪古代那些正人君子要大力抵制工商业，这也是为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很好的炮弹。
唐志对这两个负责人的名字也是无语，一个吴正、一个毛用，这哥俩凑一块了。
太原铁厂在汾水的下游，旁边有条溪河，带动石碓转动，正好可以用来碎石打铁。唐志要求的高炉、炼焦炉、搅炼炉、坩埚都做好了，而且焦炭也都炼出来了，就等着唐志炼熟铁和钢材。
唐志带着徒弟和唐家庄的铁匠视察太原铁厂的炼焦厂和高炉，铁匠的头是刘武胜，是一个30来岁的年轻人，这次是让他把全套的炼钢技术全部掌握之后，将来到马鞍山去开钢铁厂。朝廷拿出太原铁厂和兴业公司合资，也是下了大本钱。
首先参观的是炼焦厂。大唐炼铁用的是都是木炭，对于森林的破坏非常厉害，所以到了宋朝因为木材缺乏，不得不用煤炼铁，生产出大量的铸铁，只有武器装备才用木炭炼的铁。
工业领域的技术创新是导致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根本因素，而人们最先想到的技术创新是纺织机和蒸汽机。但在经济学家眼里，18世纪发生的由木炭炼铁向焦炭炼铁的变革，其意义不小于纺织机和蒸汽机的发明，甚至更为深远。
早在17世纪最初的10年，英国的木材资源供应已经非常短缺，燃料的饥荒成为阻碍炼铁业发展的关键问题，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找到一种合适的燃料替代木炭炼铁。当时，煤炭作为燃料已在玻璃、制砖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因此用煤代替木炭便成了唯一的选择。
7世纪后半期，虽然英国已有人开始尝试用焦炭来炼铁，但将其真正实现的是18世纪初的亚伯拉罕·达比，他改进了高炉的内径使之适应焦炭炼铁，并为高炉安装了一套新的鼓风设施，改进后的高炉于1709年成功用焦炭炼出生铁。
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技术创新主要来自于企业家或工程师为解决生产问题和盈利的欲望，这就是后世所说的“企业家精神”。在近代，由“企业家精神”导致的技术创新往往先于科学发现而成为工业化的引擎，推动工业革命在各生产领域全面展开。
在古典震旦，正是因为工匠的地位低下，企业家精神的缺失，才使震旦的科技水平最终落后于西方。老马说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秘密在剩余价值，这个说法是很不公平的，相对于工人来说，企业家需要冒的风险很大。
毫无疑问，企业家特别是伟大的企业家，是任何商学院不能培养的。因为企业家的冒险和创新精神，在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都是非常稀缺的资源，它不是商学院教育能够培养的。否则，我们的商学院就能够毫无限制地培养出伟大的企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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