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当马尔戛尼使团把船上放臭了的肉扔进水里，他惊讶地看到岸上的数十个人立刻跳入水中，为了抢这些臭肉而大打出手。他才知道，原来他们真的不止是看上去那么瘦弱，他们是真的贫困！
到达浙江沿海后，因为不熟悉中国航线，英国人请求当地总兵帮他们找一个领航员。总兵痛快地答应了。
英国人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使团成员巴罗说：“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他们徒劳地哀告道，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这一幕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
这仅仅是英国人一连串吃惊的开始，比这更让他们震惊的事还在后面。
在船只行驶于内河时，英国人注意到，官员们强征大批百姓来拉纤，拉一天“约有六便士的工资”，但是不给回家的路费。这显然是不合算的，许多人并不想要这份工资，不断逃亡。“为了找到替手，官员们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庄，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从床上拉起来加入民夫队。兵丁鞭打试图逃跑，或以年老体弱为由要求免役的民夫的事，几乎没有一夜不发生。看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悲惨状况，真令人痛苦。他们明显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们总是被兵丁或什么小官吏的随从监督着，其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似的。”
乾隆盛世的秩序原来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而同时代的欧洲，人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一个人不管地位多高，都不能任意将另一个人置于脚下。
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二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建了一座夏宫，叫无忧宫。没想到这个无忧宫却给他带来了麻烦。原来他的这个王宫选在了一个平民百姓的风磨边上。在修建期间，磨坊主向法院起诉国王，说新建的王宫挡了风，不利于风磨转动。最后国王不得不让步，同意对磨坊主赔偿。
“晚上，我们船上的两个中国人脱了衣服后，从衣服上找到许多虱子。他们吃虱子就像吃山珍海味一样津津有味。”
“他们一有机会就偷，但一经别人指出就马上说出窝藏赃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饭时，我们的厨师就曾想厚颜无耻地欺骗我们。他给我们上二只鸡，每只鸡都少一条腿。当我们向他指出一只鸡应有两条腿时，他便笑着把少的鸡腿送来了。”
这事真正让马戛尔尼觉得震惊的，不是厨师偷鸡腿，而是他在偷窃行为被揭发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坦然与无所谓的态度。
孟德斯鸠说中国商人用三杆秤：“买时用大秤，卖时用小秤，对警惕性高的人用准的秤。”
乾隆盛世的出现，有赖于乾隆皇帝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传统人治明君的所有技术资源。如果这一盛世出现在汉朝或者唐朝，当然无愧于伟大二字。
然而不幸的是，在乾隆出生约二百年以前的1522年，麦哲伦就已经完成了环球航行。接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相继来到中国南面的海域，全球化进程从此开始。任何国家想永远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
而乾隆所处的18世纪，更是人类历史伟大的转折点。在这以前，人类进步的脚步一直是迟缓的。而从这个世纪起，历史开始跑步前进。“乾隆在位六十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在此之前……地球的底层蕴含着庞大的资源和能量，人们一直在探求而少收获。18世纪，一下子得到了打开宝库的钥匙，新的生产力像蛰伏地下的泉水，突然地喷涌迸射出来。工农业产值几百倍、成千倍的增加，物质财富滚滚而来，源源不绝。”
而这个世纪政治文明的进步并不慢于物质文明。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名着《论法的精神》。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提出了“主权在民原则”。乾隆皇帝退位后的第二年（1795年），华盛顿宣布拒绝担任第三任总统，完善了美国的民主政体。18世纪，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
英国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接触过中国人。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槟榔屿，“和其他我们东印度公司属地”，中国移民的“诚实跟他们的温顺和勤奋一样出色……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发明创造和聪敏似乎也跟学习模仿的精确一样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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