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志还考虑过要不要像当年大英帝国出使我大清一样，来一个英格兰使团出使大唐。
发生于1793年的东西方文明碰撞，正是被震旦的历史专家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而17年前，英国人亚当·斯密已经发表足以改变整个世界经济史的不朽着作《国富论》。在马戛尔尼率使团来华之前，在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是“极为神奇的中国”，这种印象来自于马可波罗掺杂了小说演绎笔法的《马可波罗行纪》，来自于中国出口欧洲精美的瓷器丝绸等物品带来的直接观感，来自于西方人所接触到儒家思想。
路易十四的家庭教师拉莫特·勒韦耶已经开始做这样的祷告语了：“圣人孔子，请为我们祈祷。”孔子已经与耶稣处于相提并论的地位了；莱布尼兹建议西方君主都应该向中国学习，请中国的文人来，并派西方的文人去那里，以便发现普遍真理并从中产生奇妙的和谐。
大文豪伏尔泰极其肯定地说：“中国君王的身边都是文人，在人民苛求的目光注视下，文人的意见，甚至是责备他都认真地听取。”
“中国人不需要能得到神的启示，千年以来，他们的无知并没有剥夺掉他们这些令人赞叹的长处：富裕，工艺，研究，平静，安全。”
来到印度殖民的东印度公司最切身地体会过“中国人什么也不需要”，这种情形给中英贸易带来的巨额逆差压力。“说不出一件能在那儿获得成功的商品，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试了。”除了鸦片之外，出口中国其他的商品都被广州海关这个瓶颈卡死，英国人明白只有更高级别的协议才能排除障碍。
一个被大清贸易顺差遮掩的事实是：中国人不是真的不需要英国的商品，而是中国皇帝认为不需要——因为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缺。
早年曾有大批华人侨居巴达维亚，只要有钱挣，他们什么工作都做，“甚至连种植甘蔗这种给黑奴干的活他们都干”，华人人数的倍增和取得的成功让其他外国人感到恐惧，东印度荷兰公司便于1740年进行了有组织对华人大屠杀，2万到3万人丧生，事后，荷兰人一度深恐因此得罪中国皇帝，于是派使团到北京说明事由并对这一极端措施道歉。
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乾隆毫不介意地说：“我对于这些贪图发财远离祖国，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关怀！”自此以降，华侨集中的东南亚一带，针对华人的大屠杀一再出现。
如果说1840年的战争，让列强彻底看到了晚清的腐朽与不堪一击。那么1793年的马戛尔尼之行，就已经窥见了这个没落帝国的真实，只因为他作为一个个体见证者，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罢了。
1793年，他见到了一个贫困没落的中国、一个视民为草芥的中国、一个道德沦丧的中国、一个狂妄自大的中国，而这一切，都与他来之前的印象里的中国截然相反。
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清王朝雇用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两岸的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在广州见到的中国人，普遍个子矮小，一个个营养不良的样子，男人和女人的衣着没有区别，一律都是蓝布衫，宽袍长裤。男人只留一绺长发辫外前额都剃光头。征服中国的满族人强迫所有中国男人都必须留这根标志效忠的“猪尾巴”，违者往往处以极刑——-这种惩罚一直执行到1720年，之后就没有继续执行的必要了，因为到了18世纪末已经没有人会想违抗这种侮辱性的规定了。
“尽管她们还年轻，繁重的劳动使她们的相貌已是未老先衰。”大家都往街上随便扔垃圾，这使到处乱跑的猪极为满意。饮食差使许多穷人得了流行病和坏血病。而少数的富人又因为饮食过量而患痛风。但不管穷人和富人都得天花而成为麻子。
“远远见到的中国女子的双脚都是残废的，她们的脚趾好像都因伤而被切除。从小时候起她们的脚就被裹住，不让其长大。大拇脚趾保持正常位置，其它脚趾则被压紧，和脚掌形成一体。做母亲的应该监视她们的女儿，防止她们去掉令人痛苦的裹脚布。这些女孩子后来没有人搀扶就走不了路，她们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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