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出来溜达，在山下偶遇一个孩子跟着妈妈等车，约莫六七岁的模样。妈妈正教他认站名，地铁站牌上的字是斜着排的，左低右高。前面几站念得还算顺畅，可一读到子房山站，孩子竟脱口念成了：“山房子。”妈妈被逗得直笑，连忙纠正：“不是山房子，是子房山。”车来了，我们一同上了地铁，可孩子那句“山房子”，却一直在我耳边回荡。
一个六七岁的孩子，不知道张良，不知道子房，不知道这座山名字的来历，他只认得“山”和“房子”这两个他最熟悉的词，于是很自然地，把它们拼在了一起。他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他能看见的东西；可他的想象力又很大，大到能把一座山的名字重新发明一遍。这大概是成年人已经失去的一种能力。我们大人看见了，只会念“子房山”，不会多想，不会多问，不会停下来想这三个字到底是什么关系。可是孩子会。他看见“子房山”，他没有直接读，他是先看的，先想的，然后才读的。他看见的是山、房子、和一个他还不认识的“子”字，于是他把它们装进自己的逻辑里，排列组合，得出“山房子”。
汉语的读写自有其规范。古时多用竹简，古人左手持简、右手书写，自上而下落笔；写好一片便置于右上方，再续写下一片，依次向左排列。即便编联成册，阅读顺序依旧如此。两千多年来，我们读书都是从上到下、从右向左，即便有了纸张，这一习惯也未曾改变。那是从何时开始转变的呢？
20世纪50年代，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尤其是数理公式与定理，外文多为横排书写，夹在竖排文字里显得十分别扭。同时也有人从生理角度提出，人眼呈横向排布，横写横读才更合乎视觉规律。1955年，《光明日报》率先由竖版改为横版；1956年，《人民日报》随之改版。自此，延续两千多年的书写与阅读习惯，悄然改变。我总觉得，这些变迁应当让孩子知晓，当作课堂知识去学习——明白我们如今为何要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读写。
孩子若知道，一百年前还有人从右往左读书，会是什么表情呢？他大概会瞪大眼睛，觉得那是一种奇怪的游戏——文字怎么会从反方向走呢？可他的“山房子”，在成年人眼里，也是反方向走的。我们觉得他错了，可他只是在用自己理解世界的方式，重新排列了文字的次序。从这个角度看，他并没有错，他只是在用一种更原始、更直觉的方式去阅读，这种阅读方式，恰好和两千多年前的人们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不止于此。孩子为何会脱口而出“山房子”？根源在于孩童的思维特点：他们形象思维远多于逻辑思维。“山房子”有画面、有联想，故而脱口而出；而“子房山”则需要逻辑与认知的支撑。但在人的一生里，逻辑思维远比形象思维更为重要。
因此，学校与家庭都应重视对孩子逻辑思维的培养。比如，不妨跟孩子讲清楚“子房”二字的含义：子房是张良的字，他是汉代杰出的战略家，徐州这座鸡鸣山，正是为纪念他才改名为子房山。这样的教育，是不是更好？一个孩子知道了子房是谁，他就再也不会念成“山房子”了。因为他脑子里有了一条线，把“子房”和“张良”连在一起，把“张良”和“汉代”连在一起，把“汉代”和“徐州”连在一起。
这条线，就是逻辑。逻辑不是天生的，是慢慢养出来的。你给孩子讲一个地名背后的故事，他就学会了把名字和历史连在一起想。你给他讲张良为什么叫子房，他就知道名字不是随随便便起的，每一个字后面都可能藏着一个人、一段往事、一座城的前世今生。等到他再站到那块站牌前面的时候，他看到的就不只是三个字，他看到的是一个老人、一个谋士、一个在乱世里为汉朝稳住江山的人。他的名字，就贴在这座山上，千年之后，还印在一张地铁站牌上。
子房山就在徐州城东。山不高，跟那些名山大川没法比，可它在徐州人的心里有一种安静的重量。西汉初年，张良封地在留城，也就是徐州附近的沛县。他晚年曾隐居于此，后人便将此山改名为子房山，山上有张良庙、子房祠。千百年来，无数人登过这座山，无数人念过“子房山”这三个字，也有无数人知道这三个字指的是谁。
如今地铁通到这里，站名刻在牌子上，与徐州千百年的记忆连在一起。可惜的是，每天从站牌下经过的人里，有多少知道子房是谁？又有多少会停下来想一想？大多数人只是看一看，然后低头继续赶路。他们知道自己要去哪一站，却不知道自己刚刚经过了谁的名字。连一个孩子都知道要问一句“为什么叫子房山”——可大人呢？
大人有没有问过自己？没有。他们习惯了，不再提问了。他们只知道“子房山”是一个站名，跟“白云山”一样，跟“泰山”一样，跟所有地名一样，都是名字，都能用，都在那里，没有人在意它们是怎么来的，是谁把它们放在那里的。他们不会像孩子那样停下来，看一看字和字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不再好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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