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将卢象升搀扶了起来，笑着说道：“朕很年轻，你也很年轻，朕希望能和爱卿在青史上留下一段佳话。对爱卿的才华，朕拭目以待，不要让朕失望！”
卢象升顿时升起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感觉，躬身说道：“皇上放心，臣明白！”
历史上崇祯皇帝和卢象升的关系就非常好，好到让很多太监和大臣都嫉妒的地步。崇祯皇帝非常的多疑，对臣子根本谈不上新任，但是对于卢象升，崇祯皇帝的观感是不一样的。
崇祯在当时是很信任卢象升的，每次都将他放在最危急的地方。
另外一件事也透露出些许信息，崇祯十年，户部尚书侯恂（侯方域之父）下狱，吏部尚书郑三俊故意轻判，崇祯大怒，将郑三俊也下狱。侯恂和郑三俊都是正直有声誉的人，许多大臣都上疏救援他们，但崇祯不同意，“宣大总督卢象升复救之”，崇祯终于同意了。对于崇祯来说，这相当不容易。
从这件事情里面，也能看出崇祯皇帝对卢象升的看重和信任。
不过卢象升也有郁郁不得志的时候，崇祯皇帝在很多的事情上的看法和卢象升是不一样的。
崇祯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朝廷任命卢象升为总督宣（府）、大（同）、sx军务，卢象升要求陛辞，和崇祯面谈治理国家的策略，没有获得同意。
这个时期的卢象升是非常寂寞与痛苦的，他在给他外舅的信中写道：“甥以孑然一身，独处大风波患难之中，万死一生，为朝廷受任讨贼之事。海内竟无一人同心应手者，唯见虚谈横议之徒，坐啸画诺之辈，望恩修怨，挟忿忌功，胸鲜隙明，喙长三尺，动辄含沙而射，不杀不休。若非圣天子明察贤奸，任人不贰，则甥已早毙于刀锯鼎镬之下矣。”
他的寂寞，在于找不到同心之人。岳武穆说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则天下太平。那时候恰好是满天下文官爱钱，武将怕死。坐在皇宫里看文件批条子的衮衮诸公们，又一个个嘴有三尺长，对在战场上流血流汗的他诽谤不断，恨不得将他杀死。他在几年间由区区一个知府升至总理中原军务，感激的大概还是崇祯对他的信任。
《明史》引用了他的一条奏章：“台谏诸臣，不问难易，不顾死生，专以求全责备。虽有长材，从何展布。臣与督臣，有剿法无堵法，有战法无守法。”
两军对垒，需要随机应变，象他这样喜爱野战的人，正如岳武穆所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廷臣言官们偏偏要妄加言论，他不得不表示愤怒。
他在《剿寇第一要策疏》中对义军越剿越多的事实作了最简单直接的解释：“民从贼，多起于饥寒；兵从贼，多缘于缺饷。”军民的暴动，是因为他们实在没法活下去了，剿匪的根本，还在于要让民众可以有活路。他的《靖寇绥民八则》为：“酌缓征之宜以延民命，勤修废之役以奠民居，通山泽之利以济民穷，戢刁告之风以降民害，禁差拘之拢以安民生，广招垦之术以裕民养，恤行户之苦以资民用，严驿递之归以苏民困。”
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屡次发牢骚，“边地风尘，消磨气体，岂人而铁石乎？”只有江南家乡的美景，值得怀念，“塞北江南，梦思耿耿，故园松竹，相见何期？玉关人徒增怅耳。”他一再想念江南多病的老母，但“边事大坏，某素奉教于长者，不敢不尽心为之。”
当时东北关外的大凌河已经失守，但松山锦州仍在，山海关防线仍很牢固。宣府、大同一带则形同虚设。在他的努力下，形势渐渐好转。第二年，军区屯田的粮食大丰收，崇祯谕令九边皆要学习宣大军区的榜样。
崇祯皇帝仔细研究了卢象升的履历，发现卢象升类似于理想主义者，“象升少有大志，为学不事章句”，而崇祯至死都相信他能做中兴之主，但天要亡他。两人都异常勤劳，近于苦行僧，“（象升）居官勤劳倍下吏，夜刻烛，鸡鸣盥栉，得一机要，披衣起，立行之。”
卢象升不是一个单纯的武将，他对国家的政策有着自己的论断，最简单的就是平定农民起义上与崇祯皇帝分歧。
虽然卢象升忠实的执行着崇祯皇帝的政策，对起义军绞杀非常的有效果，但是卢象升也知道，想要彻底平灭叛乱，光靠大军围剿是不可以的，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那就是朝廷澄清吏治，扩大生产，改变赋税制度，使百姓有地种，有饭吃。
不过崇祯皇帝在用人上，历史公认毫无章法，杀了那么多大臣，却依旧没有选出合适的人选。
明末的能臣干吏不少，可是大多都死于党争，或者被排挤出朝廷，崇祯皇帝识人不明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错误。另外一个就是将错误推给臣子，性情急躁，在辽东的事情上钻了牛角尖。
崇祯皇帝看着低头的卢象升，心中感慨，自己肯定不会再让历史上的事情重演，不然都对不起这些中心为国的臣子和大臣，也对不起大明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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