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高务实的自辩疏就通过兵部递进了通政司，再由通政司进了内阁。而内阁一般不会就这种自辩疏做出什么票拟，于是再次转呈，送去了司礼监。
司礼监本身的权限其实只是代皇帝批红，像这样的事显然必须直接汇报给皇帝才行，通常情况下，下午送入的奏疏，次日一早都未必能得到批复。
但高务实的自辩疏却在内阁转呈司礼监之后，不到一个时辰便又从司礼监回到了内阁，因为皇帝已经朱批用宝。
“经查，永宁长公主召卿询事，乃先请命于皇后得准，而后于承禧殿问对。此耗时虽久，然殿门大开，内侍均在，宫女随奉，无有逾矩之处也。
黄兆隆擅污重臣，另有严旨饬问。卿宜安心供职，勿受所扰，勿负朕望。所请不允。”
此复文送出宫来，外廷百官就都有些疑惑了。
莫非先前皇帝没有立刻批复只是因为去查证了，结果查证之后发现高务实果然是被冤枉的，因此这自辩疏一上，皇帝就马上温旨挽留？
这是主流的疑惑，但也有些人觉得这未必就是真相，这一部分官员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这件事对外廷来说，关注的重点在于高务实，但倘若站在皇帝的角度来看，或许就并非如此了，皇帝更担心的很可能是永宁公主因此名声受损。
那么按照这一点来推论，即便黄兆隆所言句句属实，皇帝也有可能拒不承认，而是坚称公主的一切举动都合法合理。如此一来，既然要保护公主，那那就不得不连高务实一起保护了。
这批人的推测还有一个佐证：皇上在朱批中说对黄兆隆“擅污重臣”一事“另有严旨饬问”，但这严旨在哪呢？为何没有跟着一起下达？
这种疑惑也好，争议也罢，其实就好比后世中央公布了某条消息之后，下面的人从专家、媒体到个人，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解读一般。只不过后世教育普及，国民人均国家主人翁，是以很多时候全民参与这种解读，而在大明朝，则基本只有官员或者士林才会关心这种话题。
在大明朝，皇帝的一举一动也不断地被官员们解读着，并试图从中探知皇帝的真正意图，以免自己行差步错，葬送了大好前途。
由于宫里的确没有将对黄兆隆的所谓“另旨严饬”下达出来，这种“保高务实是为了保公主”的论调一出来，马上就成了新的主流观点，其取代“高务实被冤”这个观点只花了几个时辰。
确切的说，是在宫门落锁，而“另旨严饬”依然没有只字片语传至外廷的时候。
这下就热闹了，大伙儿对皇帝的心意完全无法正常判断了。
按照一般情况来说，既然对高务实温旨挽留，那么对黄兆隆的“另旨严饬”就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皇帝一边温旨挽留，一边忘了做事情的另一半，这就很诡异了。
这些官员当然没有读过李敖的《你不能只做一半》，不知道“一个人不能同时维护上帝又姑息魔鬼，歌颂上帝是不够的，你必须同时打击魔鬼；肯定正牌是不够的，你必须拆穿仿冒”——正如同皇帝肯定高务实没有罪责是不够的，他还应该站出来打击污蔑高务实的黄兆隆，这样才算把事情做完整。
然而，他们至少知道皇帝“只做一半”是不正常的，是有玄机的。
所以现在问题的核心就变成了“皇帝的玄机是什么？”
对于大部分不持立场的中立派乃至于随波逐流派而言，这个玄机有些意思，但也仅止于“有些意思”，他们并不追求非要把这玄机拆开来看明白。
然而对于和高务实站在同一战壕里的人，或者站在对立战壕里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就非要弄明白不可了，否则下一步的应对就会变得无所适从。
高务实在府中连续接待了好些大佬、重臣派来的家丁亲信，每一个都是来打探情况的。
来拜访他的这些人，有些是拐弯抹角的问他是否真的和永宁公主存在某些超乎寻常的举动与关系，有些是问他有没有联系上内廷弄明白皇帝的心意。还有一些更加简单粗暴，根本不问缘由和情况，直接问他接下来有什么安排，需要什么样的配合。
甚至于连朱应桢、张元功等勋贵都派了人过来问询。
朱应桢和张元功好歹还只是派心腹前来，意外的是过去与高务实走得不算特别近的定国公府这次反倒格外“热情”，定国公徐文璧甚至派出了自己的长孙徐希臯亲自前来拜访，并当场表示了定国公府对高务实的坚决支持。
勋贵们当然不是吃多了闲得慌，除了十多年的“伙伴”情谊之外，根本原因还是他们瞄准了此次“滇战”的后续利益。
高务实在发行“滇战宝钞”的时候就说过，滇战宝钞的价值是靠着战胜缅甸之后所得的收益来确保的，而滇战之后的收益其实并不只是朝廷那一份——普法战争后法国赔款虽然多，但那钱又不会直接发给普鲁士的资本家，可那并不影响资本家们高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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