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平之治的第四个措施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宋真宗本人对农业十分重视。在景德三年下诏要求各级地方长官官衔上一律加上“劝农使”或者“劝农”等字，鼓励农民努力务农。
又在景德二年作《景德农田敕》这部农业法规，以此规范农业生产和流通中的各种事项，并在后面很长时间内一直沿用。
同时，大量印刷各种农业书籍分发给各地方官让他们认识农事；并大力推广高产作物占城稻。
宋真宗时粮食亩产量从唐代的2石(克)提升到3石(克)，至南宋更是高达5、6石(克-克)。
垦田数目提升到5.24亿宋亩，突破唐代5亿亩的最高值。
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宋真宗下诏废除农具税；并且在东封西祀时，坚持不征调农民服徭役而用军兵；还要求随行人员不得践踏庄稼。
除此之外，宋真宗十分讨厌浪费粮食的行为；多次下诏禁止丢弃粮食，并威胁“违者治罪”。
咸平之治的第五个措施是平抑粮价。
宋真宗下令在全国推广“常平仓”制度，常平仓起源战国李悝平籴法；有储量备荒和稳定物价的功能。
宋真宗时朝廷规定：每年夏天由地方政府依照本地人口垫资购粮，以每户一石计设仓储存；一旦遇到粮食价格上涨就减价卖给平民，达到平抑粮价的效果。
另外设有专人管理，出陈入新；防止粮食腐烂。
常平仓制度对于灾年帮助平民渡过难关，稳定社会起到重要作用。
咸平之治的第六个措施是增加征榷。
宋真宗政府对所征收各种禁榷和商税作了严密的规定，每个商业税征收点(税场)都立了一个原始的定额称为“祖额”，一个按实收数确立的定额称为“近期”。
每届和每年都会对比，以此来奖惩官员。宋真宗时期规定所带的是商业税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如酒类税在至道三年(997年)仅有121万贯；但到了天禧三年暴涨至901万贯增加6倍有余。
同时朝廷规定各地应向中央缴纳一定数额的欠款，使中央财政有了保障。
遇到灾变时规定执行不是很严格并会有修正，在大中祥符六年、七年遇到蝗灾时，真宗下令成立详定茶法所，修订税法，否决三说、四说法，并作出弛禁通商的重大决策。
咸平之治的第七个措施是耕种技术的提高。
宋真宗上任前，宋辽两国之间有多次较量，给人的感觉是双方大体旗鼓相当互有胜负；刘敏才在萧卓面前撂下“宋吃不了辽，辽吞不了宋的”的预言。
不过总体看来，宋朝逐渐由主动进攻转向被动防御；与历史上其他那些大一统王朝不同，北宋的北边没有万里长城作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屏障，由于幽云十六州(今北京、天津、陕西、河北北部一带)自五代石敬瑭割让契丹以来经后汉、后周直至北宋均未能收复，这就使得中原北部就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辽朝的骑兵随时可以南下饮马黄河。
唐末五代时中原就已经丧失产马地，无法建立大规模骑兵部队，为了抵御辽国骑兵，宋真宗大量地采用了宋太宗时的办法：多开沟渠，多种水田，称为“塘泊”，使其深不可舟行，浅不可徒涉，形成有河网、沟壕、水田、淀泊组成的“水长城”。
公元1001年(咸平四年)，还在今徐水周边，引鲍河水以“隔限敌骑”。公元1004年(景德元年)，又以定州为中心，开挖连接唐河、沙河、界河的运河，有效地限制了敌方骑兵。
除了开河渠外，还大力推广一种“方田”，就是在田地内开挖方格式的水渠网；有的水渠达五尺宽，七尺深。
宋真宗在开挖河渠的同时，还大搞屯田，积粮备战，并起用老将曹彬威慑武将。
宋真宗还亲自选拔精兵强将，对火兵器也给予了重视。
宋军人数从太祖末期的66万人(作战部队35万人)，增加到真宗末年的91万人(作战部队43万人)，大部分都是这一时期增加的。
咸平四年9月，宋真宗外出“观稼”。沿途百姓看到他的仪仗后竟自发地欢呼“万岁”。
宋真宗在统治前期就这样树立了自己的“仁义天子”形象。
总而言之，宋真宗在即位之初，广开言路，勤政治国，较清明的政治和日趋繁荣的经济，使北宋社会出现了“咸平之治”的小康局面。
咸平之治期间的人口增长了很多，从宋太宗时期的四百万户增长到了六百万户，增长了46%。
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大的增长，是因为当时的宋朝特别安定；已经没有了五代十国时期的乱世局面，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因此人口增长很快。
咸平之治期间的人口仅次于宋哲宗时期，是宋朝的第二大高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高峰，除了安定的社会局面以外，还与宋仁宗的一些政策有关。
宋仁宗鼓励耕种，并且在全国范围内修建水利设施。粮食多了，自然人口也增长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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