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瀚、成文阁、黄馨身上都背着“双肩包”，里面都装了两三只“双肩包”。
第一天，情况不明，小心为妙。
为了避免被谁抓了“双肩包”被没收造成大损失，黄瀚让张芳芬在一个巷子口远远的瞧着，绝大多数“双肩包”都在她带着的编织袋里装着。
黄瀚不怕谁，身上只带了三只“双肩包”，不对，应该是四只，因为那只花花绿绿准备装钱的包此时放在背着的“双肩包”内。
机灵点，又没有摆摊设点，发现摆地摊的小商贩开始骚动撒腿就跑，被抓到的可能性太小了。
万一运气不好，真被工商所抓了，黄瀚肯定死不承认做买卖或者投机倒把，难道谁还牛逼到有录像取证？
真有谁来抓人，黄瀚还要看看来的人究竟是不是有管辖权，要工作证看看那是必须的。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期，管理有些混乱，是猫是狗都敢套个“红袖箍”上街执法、村子里的联防队员都敢把自己当警察。
而被欺负的人大多数不敢询问、质疑对方的合法性。
真要是有人较真，往往这些欺软怕硬的假洋鬼子就会选择识相。
因为他们罚没东西、搞到罚款都是进了他们的或者他们那个群体的腰包。
这些人类似于在坑蒙拐骗，当然害怕被揭穿，一般情况下都是挑老实人欺负，谁敢撕扯他们去派出所，谁就能赢。
张芳芬是个胆大心细的，她小时候就曾经跟着家里人做生意。
那时是解放前夕更加乱，三水县做生意的要躲共、国两党收税、纳捐呢！更加不容易。
张芳芬知道只要自己手里的货不被扣了，就没啥损失，黄瀚那一边的东西少，算不了多少金额，被抓了估摸着也没法按上投机倒把的罪名。
之所以做这样的安排纯属为了“小心驶得万年船”，事实证明有些多虑了，根本没有人在抓投机倒把，公然在路边练摊儿的有不少呢。
想来应该是国家鼓励个体户发展，此时对于小商小贩采取容忍态度，只要不过分，基本上是睁一眼闭一眼。
大摇大摆走在记忆中的那条街上，从容淡定的黄瀚手上拿着一只用旧报纸撑满的“双肩包”，一边走还一边吆喝：
“出口转内销的牛仔布‘双肩包’，质量领先欧美，现在便宜卖了，一只十五块钱！”
跟在后面的四儿和五儿捂着嘴直乐，她们知道黄瀚是在胡扯呢！
因为今天午饭前张芳芬就说过了，“双肩包”就是自己家做的。
然这样吆喝真的是立竿见影，因为此时的中国人极度不自信，绝大多数人都崇洋媚外，认为出口货肯定不赖，进口货肯定好。
黄瀚的吆喝吸引了一家三口，一个大约三十几岁的妇女停下脚步问道：“孩子，包拿给阿拉看看，这真是出口转内销的包吗？侬恐怕是吹牛吧！”
黄瀚不仅仅递给人家一只包，还转过身让人家看看自己背着做样品的‘双肩包’，让背着“双肩包”拎着吉他的成文阁摆了个时髦的造型。
说实话，成文阁有卖相，穿着得到了黄瀚的指点，在沪城街头根本不输于当地人，他还不时划拉一下吉他，样子真的很唬人。
那个妇女果然被吸引，道：“样子倒是蛮好滴，勿晓得质量好不好啦！”
黄瀚拿着“双肩包”撕扯，展现包的牢固度后，道：“阿姨！您肯定是个知识分子，您看看这包的式样和做工，哪一家商店有得卖？”
“嗯！是少见！侬这包是从哪儿来的！”
“我们县外贸公司接了欧洲的订单，生产了许多这种包外销。
厂子里除了完成计划还多生产了几百只，厂长、支书不知道国内的人家是不是识货，让拿来沪城试试看。如果受欢迎就会批量生产。
我其实是利用寒假帮着我妈妈卖包，我妈妈是箱包厂的职工，是为了完成厂里布置的任务！”
“哦！是这么回事呀！侬这包真不赖，可是好像有点贵哟！”
“不贵，真的不贵，这包全部是用牛仔布做的，拉链都是铜的，货真价实，厂里的生产成本就有十几块，卖一只包也就只有两三块钱利润。”
妇女身边一个大约十岁左右的男孩子一直在看背着“双肩包”的黄瀚，因为看上去黄瀚和他差不多高。
那孩子此时拉了拉旁边的男子，用沪城话轻声道：“阿拉喜欢那个书包！”
“晓得了，侬阿妈肯定会给侬买一只，侬勿要吭声。”
沪城话黄瀚不会说，但是听得懂，此时不露声色。
本来还在犹豫买不买的妇女知道儿子喜欢这包，又看过了觉得质量是不错，终于下定决心，道：
“孩子，侬如果肯便宜点卖，阿拉就准备买一只。”
黄瀚这时发现有好几个人在关注这里，不愿意多浪费时间，有熬价的功夫多做一笔生意不就成了。
他压低声音道：“这样啊！好吧，我给您算十三块。
但是请您帮帮忙，别人问起，您一定要说花了十五块，因为这个零售价是厂里规定死的，卖得便宜了，我妈妈不好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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