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卿兄……逢此祸乱之世，你我竟然尚有重逢之日。”
许都在沛县发出号召以后，徐淮境内便风起云涌，不仅绿林豪杰、奴婢贫农，纷纷聚集到沛县为大顺军做出支援。
而且还有许许多多老家在大顺军控制区内的明朝士绅、官僚和有较高功名在身的文人，也纷纷前往沛县，投入了许都的账下。
在这些人中，尤以阎尔梅为一个表率性的人物。
阎尔梅，字用卿，他是沛县人，又是明朝崇祯三年的进士。更为重要的是，阎尔梅还是复社巨子，名动一时的诗文家，与复社一系出身的方以智、陈子龙、许都等人，本来就是关系十分密切的故交老友。
阎尔梅本来和方以智、陈子龙、许都三人一样，都曾经投入史可法的账下担任幕僚。只是方以智、陈子龙和许都在徐州归诚大顺军，阎尔梅则是在史可法被高谦裹挟往江北以后，才投入史可法的幕下，因而错过了归诚大顺的机会。
当然按照阎尔梅本人的立场，他很大可能也未必就会像方以智他们三个人那样，很干脆地投奔李来亨。
阎尔梅视社稷道德为立身立人之本，在后来的历史中，比起为清廷献计献策，又一次挖开黄河来水攻山东抗清武装榆园军的侯方域，阎尔梅刚好相反，顺治四年时阎尔梅就已经化妆为僧侣参加了榆园军，积极组织抗清活动，虽然屡屡失败，但仅凭他百折不挠的坚持，就不是侯方域那等人渣可以比拟。
复社与东林党的渊源极深，东林党中的确存在不少名不副实的人物，复社也总是因为言辞大过实际，在南明短暂的历史上，没有起到良好作用。
可是比较背叛民族的汉奸数量来说，复社中的确有侯方域这样的败类，可是也不乏夏允彝和阎尔梅这样让人感到值得敬佩的义士。
钱谦益可谓明清之际的诗坛盟主，大学问家。然而他在阎尔梅这等一般诗人骚客面前却显得十分失败。
康熙元年，阎尔梅见到了一直心亏而蛰居故里的钱牧斋，尽管钱牧斋有红袖添香，有绝代佳人催发其诗兴，然而在阎尔梅“大节当年轻错过，闲中提起不胜悲”的指陈之下，钱牧斋亦只有羞赧而已：“古古善骂人，当世无所推许。”正因为阎尔梅心底的坦荡，才敢于直陈当时的大诗豪。
阎尔梅的一句“死将为厉鬼，生且做顽民”，无论是对于大顺军来说，还是对于愿意抗清的明军明臣来说，都是一句足可以并且应该去刻入灵魂和骨髓中的话语。
在一个将汉人视作仆隶的反动帝国里，遵从就是背叛，忠诚就是出卖，死之人是要为动摇大清的统治而死，生之人则至少要做“顽民”，即便没有反抗的力量，也要顽抗地不为反动帝国的统治添砖加瓦。
史可法被高谦裹挟去江北以后，沦为了军阀的政治俘虏，他在弘光朝廷里的日子过得也很不好，多年积累下来的政治清誉，已经差不多全部败坏在了高谦的手上。
史可法的日子都这样困难，那么作为史可法幕僚的阎尔梅，自然更不用说。
弘光朝廷是糊不上墙的烂泥，但阎尔梅以忠义自诩，并不因此就背离那乌烟瘴气的江南小朝廷。
给了阎尔梅致命一击的，是江北三镇军阀提倡的北伐之事。
本来，阎尔梅自己就是首倡江南北伐之人。他曾经劝说过史可法利用黄鸣俊和朱大典组织的浙勇“渡河恢复山东”，也曾经劝江南君臣厉兵秣马作为和大顺军谈判的地盘，还曾经希望弘光皇帝派出一个重要的大臣领衔，组织使节团前往徐州或开封和顺军和谈。
但这些事情，完全被弘光君臣置于一旁。
正相反，弘光君臣在清廷大学士刚林的唆使下，在战略上已经彻底倾斜向了“联虏平寇”的一侧。
这对老家就在沛县的阎尔梅来说，不啻为一个最大的打击。
因为按照清军一贯表现出来的作风，如果南明军队真的和清军联手背击大顺军，一旦顺军在徐州战场失利，那么阎尔梅的故乡沛县必然遭到一场空前的灭顶之灾。
当此弘光君臣乱政之时，被阎尔梅认为可以领江南士林之望的史可法、钱谦益，却没有一人能够做出有力的反对。
李建泰、苏观生这些北来大臣，虽然有心反对江北三镇背击顺军的谋划，可是却缺乏足够的力量，结果只能是有心无力。
黄鸣俊、朱大典也都掌握一定兵力，福建郑家更是势力庞大，但是除了一个郑森曾经出言反对以外，这些人，竟然没有一人提出过尖锐的反对意见。
眼见南明军队配合清军夹击徐州的计划，已经迫在眉睫。对于阎尔梅的故乡沛县来说，一场大屠杀似乎同样在劫难逃。
他终于对南明朝廷彻底失望，正在此时，许都在沛县接见了徐州境内各县的父老乡绅，“宣传”了大顺军的政策，并且很快就将这些宣传传入了南明军队的控制区内。
其时阎尔梅本来就已经因为对朝政彻底失望，离开了南京，准备返回沛县老家隐居，即便是死，也要和父老乡亲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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