沛县，因古有“沛泽”而得名。沛县为汉高祖刘邦的故乡和发迹之地，亦是明太祖朱元璋祖籍，李自成在民间又以“沛上长者、太原公子复生”来进行号召，这座行政级别上来讲已经不高的城市，在明末这个关键时期，却具有一种独特的象征意义。
沛县的“沛”字，古时是指有水草的地方，正应其义，很久以前，古泗水从这里流过，不仅有沼泽湿地，而且有大湖。
史记《高祖本纪》有高祖在沛丰西沼泽中纵徒起义和其母在田里劳作，“尝息大泽之彼”即在大湖岸边休息的记载。
可见很久以前沛县就是一个水草丰茂的地方，今日这里的湖泊区比较秦汉时期更为壮阔，规模不知道几倍于从前。
只是严寒的气候和枯水期的水文条件，都削弱了沼泽湖泊的防御能力。
大风起兮云飞扬，飞云桥的名字就来源于汉高祖刘邦还乡时奏响的这曲高歌。
清军攻势猛烈，那些在满洲太君督战队监督下，凶猛扑向飞云桥的清军汉兵甲士，差不多人人都算得上明朝边军的精华士卒。
在明朝时，他们空有一身武艺和过人的军事才具，但却因为欠饷、空额、以文制武、将门世袭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被束缚住了手脚，无法伸张自己的才干。
到清军来了以后，这些头悬猪尾巴的野蛮人固然对平民百姓残暴到了崇祯皇帝也万万难以企及的地步。
可是对明朝边军余部来说，东虏的到来，也意味着对于边军秩序的重组。
多尔衮大刀阔斧，给予了这些汉兵足够多的好处。十足十的饷粮，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抬旗和晋升也同样毫不吝啬。
更何况现在清军中一直在流传着“闯孽余众”在开封藏银七千万两的传说，这条消息激发了清军汉兵部队的斗志和士气，让他们双眼通红，为流贼的财富眼热，终于在尼堪的督促下，对飞云桥发动了全面的进攻。
即便不说那七千万两拷掠白银的传说故事，即便单论清军南征以来，这些汉兵甲士的沿途所见：在大顺控制区内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还有蒸蒸向上的勃勃生机，都让他们确信，即便河南没有这样一笔骇人听闻的巨额财富，至少也应该积蓄有大量存粮。
这点从多尔衮击破磁州、大名、濮州、郓城等地后的缴获来看，是可以得到印证的。
从飞云桥的顺军营盘中，好像雷鸣怒吼、乱石穿空般，大片枪林弹雨密集发射，枪炮一齐释放，火力特为猛烈。
在最前排冲击飞云桥营盘的清军汉兵甲士，死伤最为惨烈，一瞬之间，尼堪粗略估算，估计汉兵就已经死伤二三百人之多——此时距离徐州战事的全面爆发，还不足一刻钟。
沛县有县城，明确的记载，据说是嘉靖二十二年修筑起来的：“周围五里，高二丈，阔一丈八尺，护城壕深二丈，阔三丈，雉堞一千三百二十一个，城门四个，各设城楼”。
谷可成聚兵徐州，并下令山东各地的大顺军守兵，留步卒防备阿济格，并调大部分骑兵南下增援徐州后，并没有撤除徐州北面的防御。
他积极利用了徐州城北面沛县已有的城池设施，和许都亲自破冰乘船又奔驰冰面一段距离后，赶到沛县县城，积极组织防御作战。
谷可成和许都赶到沛县以后，谷可成以大顺殿前军权将军和山东经略使的极高地位，亲自率领卫兵赶赴飞云桥南岸的留城布防。
许都则留在沛县负责协调和组织从大运河东岸赶来的各支顺军援兵，顺便他还接见了许多沛县本地的搢绅领袖、绿林豪杰、贫民佃农和奴婢起义武装的领袖，安抚人心，并加紧安排组织了一批支援前线的民夫参与战事。
西汉初年的四位丞相萧何、曹参、王陵、周勃都是沛人，司马迁史记所列西汉功臣侯，一百多人，有四十多位出自沛县。
这座城市酝酿了汉帝国的诞生，也是朱元璋的龙兴之地。此时沛县虽然已经较它历史上的辉煌时期，是不成气候了，但许都还是拿出了沛县这些光辉的历史，来号召本地绅民群众支持大顺军的防御作战。
“沛县是汉汤沐邑，也是洪武龙飞之地。汉高祖和明太祖，两代神武的帝王都是从这里起仁义之兵，拯民水火之中……
……所谓义兵者，皆若陈王、汉高、洪武之流，内诛民贼，外抗胡虏强暴者……
沛县是晋王亲取之地，晋王为人如何，本县父老皆知之……晋王设施布置如何，本县父老皆知之……
……大顺军起中原仁义之兵，已剪除秦晋，扫清胡尘，已在目中。睿酋以无归之师，亡命来戮沛徐，安有不败之理？”
许都熟悉明朝搢绅阶层的心理状态，所以他接见沛县父老时，着重强调了大顺军对于汉高祖刘邦、洪武帝朱元璋的继承意义，强调了李来亨建政的规模和设施，并从此出发，对比清军的残暴，丝毫没有提到大顺军的营田等搢绅眼中的“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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