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守约带着李玮群和王鑨先到陕州州牧衙门休息，他在湖广为官已久，习惯了大顺法度的严格，又知道晋王的为人作风，所以一到陕州就下令撤去了衙门中多余的怪石花草、书画装潢。
衙门中显得有些淡雅冷清，裴守约亲自给二人上好茶水以后，又接着为他们介绍了这段时间来大顺军在湖广修建的几处规模较大、对当地经济有深远影响的水利工程。
“江、汉一带，多以坃田为主。但自明季以来，纪纲松弛，朝廷无力疏浚江湾，我亲眼目睹江陵、汉川一带坃田大多有积水深二三尺至丈余不等的情况，又或干涸出五六分、二三分不等，长此以往，势将民不聊生，国赋难出。
陈经略便携带我们这些僚属，亲乘小舟，泛长湖，莅监利县，穷究水患原委。见福田寺一带为江陵、监利、潜江、沔阳四县积水出路，故决定在福田寺兴建一座石闸，使姚家湖以上积水由太马河而达于闸，直入洪湖，由新堤石闸入江，关王庙、汤河口等处私筑土墙均行拆毁。
成竹既定，就由我亲自承办福田寺石闸及附近河道疏浚工程，并加修太马河堤，同时又在洪湖新堤建石闸一座。每年十月初先开新堤闸门，五天后再开福田寺石闸，来年三月初先闭福田寺石闸，次闭新堤闸。
这样不以邻为壑，内可以宣泄积洪，外可以防止江水盛涨向内地暴灌。
这样一项复杂的大工程，涉及十余州县，动用民夫数以万计，规模之大是湖北在明朝时所无的，但我朝在陈经略布置下，仅数月就将工程完工。
而且因为与楚北绅商合作，将湖区新田专用于种植棉花，工程完工以后又不过数月，居然就已经赚回了工程耗费的本息。”
裴守约为王鑨介绍的这些湖广水利工程情况，设计之巧妙、过程之完善、工程之浩大，都完全出于王鑨的想象力之外。
王鑨完全被晋王殿下设计政权制度的奇妙思路所震惊，又为大顺军强大的执行效率感到惊艳，他连连承载湖广经略使陈荩的大才，又夸赞裴守约的实干才华——这一番赞叹倒是完全出于他的真心了。
裴守约不为所动，接着又介绍了大顺军在湖北一带进行的其他水利建设。
大顺政权在湖广一带的成功经营，使得仅仅湖北一地，就能够为大顺军提供将近一千万石的粮食收入。这绝对是一个足以使任何明朝官员感到震惊的数字，即便是明初盛时，朱元璋以十余省之地获得三千余万本色粮食收入，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而大顺军仅以湖北一地，居然能够征得约一千万石的粮食——而且这还是在不间断兴修大规模水利工程的情况下完成的。
一般官绅传统上都喜欢称赞“轻徭薄赋”的政策，但李来亨在湖广的作为却颇出于王鑨这等士人的直觉之外，属于一种比较“反直觉”、“反常识”的做法。
他采取的“重租轻赋”政策，是取之于民而又用之于民，有类于社会民主主义所谓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亦或可以称为是社会主义高税收、高投资、高产出政策的一种模式。
如裴守约所言，湖广尽管“兵马繁兴、所在需食”，“军需浩繁”，赋额较重，“而我征收于宜，农勤岁丰，粮无逋负，予亦因是得受上赏”。他的工作因而得到“晋王褒奖，军民首额”。
豫西地区也是河南乃至于明朝全国范围内的重要粮食产区之一，也是因此李来亨才会专门将裴守约这个善于治水、经营农业的官员，从湖广调到陕州。
由于人口众多，资源分布不均的关系，陕州一带的水利条件和湖广恰好相反，旱灾远过于涝灾。
李玮群和王鑨到达陕州的时候，就恰逢裴守约正在协调资源，准备修渠引水。
很快王鑨就见到了被裴守约召集到州城的许多本地士绅，其中也有一些人是和王鑨有过诗文往来的中州本土文士。
他们看到王鑨穿着大顺蓝色官服的模样，显然都颇感吃惊。有的人露出不屑不齿的神色，有的人则十分羡艳，还有的人紧皱着眉头，好像是在浮想联翩。
陕州因高建城，所以城中凿井取水十分困难，即便得水，水味也多咸卤，所以修渠引水被裴守约认为是解决本地灌溉问题的首要办法。
陕州本有广济渠，隋朝时便由苏威开凿，初名为利人渠，后来唐代的长孙操引水入城，方有广济渠之名。
不过广济渠到了明末，早已淤塞严重。裴守约召集这些地方搢绅首领到州城来，就是为了商议疏浚广济渠的事情。
不过裴守约没有打算征求这些搢绅的意见，他自己到陕州以后，早已找了不少老百姓了解情况，做好了全盘计划。
裴守约通过对州人的明察暗访，直接就将工程所需要的工作量和花费，写成一本比较详细的小册子，公之于众。
小册子里还标明了整个工程的用时，具体要在什么时节开工，如何解决渠身崩塌的问题，要怎么样在河渠附近栽草植树保护河渠等等非常具体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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