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安县本地士绅负责招人组织耕种，南海商号则出地出技术负责收购，上万亩地只准种那种南洋运来的甘蔗苗。按照协议，每担甘蔗根据当年的品相，出价两钱到三钱银不等。据说一亩南洋高产甘蔗田，每年能产出至少30担的甘蔗，意味着最少都是每亩六两银子的收益，这比种粮要高出好几倍。
虽然甘蔗种植在16世纪末已经进入大明。而且闽粤等地也有一定的种植规模，糖贸易也颇为兴盛，但从未有如此大规模的集中种植，而且还是免费提供土地。难道南海商号嫌自家的银子太多了？初一听。黄家几乎没人相信。
带着种种疑惑，黄家作为“代表”被当地的士绅推了出来，第一个尝试了这种奇特的集约化农场承包合作模式，组织了自家两百来户佃农忐忐忑忑地下了地，结果第一年的收获就让黄家上下吓了一跳。
第一次试种的琼州农户们还摸不透这种高产甘蔗的脾气，但一万亩甘蔗田还是足足收获了30万担甘蔗，而且据老农户们观察，这种甘蔗田的日常打理伺候比精根细作的稻田要简单不少。
明珠岛的糖厂开给南海商号当年30万担甘蔗的收购总价达到了14万两白银，拿到钱的刘耀禹二话不说。将其中两白银干脆利落地就转到了黄家。为黄家做了一年农活的两百户佃农，扣掉摊在头上的各项官府税钱，每户都分到了五十多两。几乎是往年最好年景的四到五倍的收益！再扣除掉杂七杂八的开销和统一购入的昂贵的南洋肥料，黄家人足足盈利了6万两银子，想起来就跟做梦一样。
这还是第一年不太熟悉的行情，这下整个定安县的士绅和农户都疯了。黄家的老头子族长是笑得合不拢嘴，迅速和南海商号签订了二十年的承包合作合同，其他士绅家族更是各种羡慕嫉妒恨。据说就连在一边看戏的定安县令都惊动了，往年根本就不指望这里有啥田赋收入，这回好说歹说地对当年的田税提出了与往年截然不同的算法，“威逼利诱”下，每亩甘蔗田加收了黄家三钱银的田税。又抽走了三千两白银。
虽然肉疼。但黄家岂能不知道这是保住自家吃“独食”的最好机会？何况这南海商号背后的后台可是当地县令都必须巴结的琼州府衙门。
黄家是发达了。死死抱着南海商号的大腿是不放了，其他定安县地主士绅也蜂拥到了琼山县城。和那个叫刘耀禹的南海商号年轻掌柜谈起了合作意向。南海商号也豪气，几乎全部一口应承，但要求不得阻扰南海商号收购整合定安县的荒田废地，然后再联合承包种植。
虽然不满对方仗着有后台肆意圈占定安县的周边土地，但耐不住诱惑，于是几番挣扎后，定安县的剩余士绅干脆在南海商号的建议下，也联合起来凑出了一万亩利于集中管理的田地，然后签订了建立甘蔗大农场联营种植统销合同。
这种甘蔗农场种植的风潮，从定安县蔓延到了周边诸县，截止崇祯七年底，整个琼州府已经拥有三万多亩甘蔗田，做工农户超过一千户，年产至少90万担甘蔗。每年南海商号支付给琼州士绅的甘蔗收购银就超过20万两！琼州地方官府也每年从中抽取了上万两的“杂税”。
不光是甘蔗，南方崖州的三万多亩棉花也早就在当地士绅的联合集约化经营下成为了不亚于甘蔗的农业收益项目。利于海岛棉种植的崖州地界，因为曾经更加贫穷，当地的士绅势力较弱，南海商号和州衙官府的强势合作迅速站了上风，让棉花农场种植推广进行得更加顺利。
虽然南海商号通过向明珠岛倒卖工农业原料赚取了巨额利润，但刘耀禹和赵明川一开始就知道将要在琼州面临的真正困难是什么。无主的荒田倒是可以轻易到手，但却需要人力来耕种。别看琼州地广人稀，士绅势力较弱，但却和其他大明州府完全一样，本地的大量土地和劳动力依然被地方大族掌握着，如果不让他们“放出”手里的劳力，那南海商号依然寸步难行。
就在各家各户热火朝天地收割甘蔗的时候，距离儋州昌化县以东数十公里的金牛岭山麓中，大约百余人的黎民百姓正肩扛手扶地进行着艰难的修路工作，在通往金牛岭矿区的十多公里山道上，这样的修路队伍还有若干支。
此时的海南石碌铁矿还未真正命名，不过在华美“地质学家”弗雷的带队考察下，不光是石碌铁矿以及附近的铜矿资源露出真容，在儋州西面的长坡村也成找到被誉为海南第一的富含油页岩的露天煤矿（油页岩探明储量占全国近8%、单矿储量全国第一）。曾经汉民、生熟黎矛盾最深的儋州恍然一夜之间成为了琼州的聚宝盆。
深居内陆山地的生黎生活环境非常恶劣。以往能从熟黎或汉民手里换点粗盐、铁锅都是极为艰难的事，这也是当地矛盾已久的根源所在。为解决这些民族矛盾，南海商号在琼州官府的支持下，全盘接过了和当地生黎的互市。以贸易为切入点，开始进行长达数年的渗透。面对雪白的华美精盐、棉布和崭新的铁器，当地的生黎村落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明王朝在琼州奉行的生黎区封锁政策，这次终于有了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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