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天师道的祖师爷张陵背井离乡，来到了民风纯厚、山川秀丽的蜀地，入居鹤鸣山（在今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修炼，以求长生之道。张道陵本博通五经，又熟知盛行于世的黄老之学、谶纬思想与神仙方术，乃据此声称太上老君授以新出正一盟威之道，并吸收了巴蜀地区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某些成分，创立了五斗米道（因入道者须交五斗米，故名）。
它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即《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因从其受道者须纳五斗米而得名。
其召神劾鬼、符箓禁咒等道术，均直接继承了汉代方士的方术。
张陵开始在巴蜀一带行医传道，百姓师从者甚多。张陵死后，其子张衡继之；张衡死，其子张鲁仍传其道。世称“三张”，道内则称“三师”，即“天师”张陵、“嗣师”张衡、“系师”张鲁。
经过他们祖孙三代的苦心经营，正一道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义、仪式、方术及组织制度。
五斗米教在张鲁手里迅速壮大。
当时张鲁割据汉中自立，东汉王朝因忙于在东方剿杀黄巾余部，无力西讨，乃采取怀柔策略，委张鲁为镇南中郎将，领汉宁太守。
于是，张鲁借机在巴、汉地区推行正一道，并建立起****的政权。
张鲁号称“师君”，为天师道道最高首领，又是最高行政长官。初入道者称“道民”；入道已久，并信道入精深则任“祭酒”，各领部众，领众多者称“治头大祭酒”。
张鲁以“治”为管理单位，在其统治区域内，设有二十四治。各治不置长吏，以祭酒管理行政、军事、宗教等事项。祭酒则为一治道民之本师，并要定期聚会参访。
张鲁以《老子道德经》为正一道主要经典，他教育道徒要互助互爱，“诚信不欺诈”。道徒有病，则“自首其过”。
为此，设立“靖庐”，作病人思过修善之所。又设“祭酒”，主要为病人请祷。对犯法之人，不随便处罚，“三原然后乃行刑”，比孔子的“不二过”要宽容得多。
张鲁还命人在境内大路边建立“义舍”，教人们不要蓄积私财，多余的米肉交义舍，以供过往之人食用。不过，只能“量腹取足”，不可多吃多占，“若过多，鬼辄病之”。
此外，他还实行禁酒等利民措施。因此，深受境内各族人民的欢迎，使汉中成为下层民众心中的一方乐土，仅关西民众从子午谷投奔汉中的就有数万家。
在当时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情势下，张鲁以五斗米道据险自治20多年，在政治、思想、军事等方面实践着农民阶级渴望的理想王国，这在华夏历史上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的尝试。
但是，封建统治阶级是决不允许农民阶级有这么一块乐土存在的。
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在镇压了黄巾余部之后，亲率20万大军进攻汉中。张鲁在阳平关防线被破后，自知力不能敌，遂率众降曹，从此张鲁政权不复存在。
然而，由于张鲁的降曹，五斗米道传人及其徒众并没有受到多大损害，得以保存实力，继续在民间从事活动。
而太平道就不必赘言了。
太平道就是黄巾军的前身，汉末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就是太平道的领袖张角搞的。
佛图澄说道：“魏王既然知道太平道和五斗米教，就应该清楚道教之害。道教善于蛊惑人心，扰乱视听，当此乱世，若是被声望极高的有心人鼓动，民怨沸腾，只怕汉末的黄巾之乱再现天下啊！”
“……”
“魏王，我佛教与道教不同。我佛慈悲，我佛教之教义是为缘起、法印、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因果业报、三界六道、三十七道品、涅盘，以及自成一体的密宗法义等。佛教劝人向善，劝人以慈悲为怀，度化世人！这样不是更有利于大王掌管社稷，掌管万民吗？”
“大法师是要寡人在整个赵国大兴佛学？”
“如此，就再好不过了。”
听到这话，冉闵眯着眼睛道：“大法师，实不相瞒。其实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寡人都不想提倡，也不想压制，但究竟孰优孰劣，寡人断不能决。”
“这……”
“大法师，你看这样可好？三日后，寡人在奉天门召开一场辩论法会，由佛教与道教两家的得道之士出场辩论，届时佛道之高下立判！你看如何？”
“这……”
“若是佛教的高僧们胜了辩论，寡人就往高句丽派出三千传教士，而不让道士们东渡高句丽了。”
“好吧。”
看着佛图澄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冉闵却是在心里冷笑不止。佛图澄虽是得道高僧，名声满天下，可是世俗的欲望依旧没有杜绝掉，又何来的四大皆空？
也对，倘若佛图澄不追名逐利的话，他怎么会广收门徒上万人，到处游历，宣扬自己的佛学呢？
人不为名，必为利也。
什么出家人，什么四大皆空，通通都是狗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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