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位重要的思想家黄宗羲，是中国历史上研究赋税制度最深入、最系统的学者，没有之一。他曾指出赋税制度的“三害”：
“或问井田可复，既得闻命矣。若夫定税则如何而后可？曰：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
这就是着名的黄宗羲定律，对新中国的并税式改革非常有启发，至2006年1月1日，存在两千多年的农业税被废止，彪炳史册。
左战想见贤思齐，但任何改革都要立足于当前的国情。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初，明朝虽然出现了早起的资本主义萌芽，但仅限于东南沿海的纺织业，大部分地域还是以农业生产为主，这也是朝廷赋税的主要来源。
新内阁第一次会议的重点就是要聚焦三农，杨涟虽然位列后补委员，但性格直率，眼见自己的副手周嘉谟入阁参政，多少有些不平衡，紧跟着说道：
“启奏圣上，周侍郎的提议非常好，但还需要斟酌。各地灾情不尽相同，有些地方受灾轻，当地的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只要赋税减免就能自行渡过难关。有些地方受灾重，当地的条件恶劣，即便减免赋税也不能解决问题。如今各地旱涝交替，耕地大量荒芜，老臣建议在减免赋税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重修水利，组织流民开垦荒地，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
左战心想杨涟不仅脾气大，性子也急，但他是移宫案的第一功臣，自己多少还是要给面子的。可规矩不能破，候补委员是不能发言的，便委婉的说道：
“杨爱卿补充的非常好，明卿要虚心向自己的领导请教。这样一来方案就会增添一项内容，朕多给你一天时间，后天报给朕审核。”
杨涟虽然出自东林党，但性情坦率，嫉恶如仇，做事帮理不帮亲，惹得朝廷内外的官吏怨声载道。可他偏偏是皇帝的宠臣，众人只好躲着他。左侍郎周嘉谟见老领导很不高兴，心里叫苦不迭。
其实左战之所以不让杨涟入阁参政，也是忌惮他的脾气，将来一旦君臣不和，自己难免会背上杀功臣的骂名。虽然他很理解朱元璋当年为何要成千上万的斩杀官吏，可他更想学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尽可能让他们善始善终。
有了杨涟的教训，左光斗、徐光启不再说话，韩熀却早已按捺不住自己的小宇宙，起身说道：
“圣上，杨大人和周大人只提了灾区的情况，臣想说一下其他地域的现状。”臣查看《太祖实录》，洪武三十一年间，全国户数为一千零六十多万，人口五千八百多万，可用耕地三百七十多万百亩。万历四十八年间，全国人口一千零八万户，人口五千六百多万，可用耕地七百四十余万百亩。
左战见他有所顾忌，鼓励的说道：
“韩爱卿继续说下去，朕说了开会讨论时不会因言获罪。”
韩熀略作迟疑，最终选择开诚布公，直言劝谏道：
“臣的意思是应当重新普查人口，测量耕地。”
左战没想到韩熀是个愣头青，竟然敢出头挑破明朝的脓包，拍手说道：
“韩爱卿言之有理，从太祖高皇帝立国，至今已有二百五十二年，这期间人口怎能没有增加？万历初年由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全国耕地最高为一千一百六十余百亩，怎么现在只剩下七百四十余万百亩？”
左战的问题已经很直白了，众人心知肚明却不敢答话，气的左战暗骂他们沽名钓誉。可是转头一想，问题出在自己身上，明朝土地兼并的始作俑者就是朱元璋，他的皇嗣们不仅有俸禄，还有封地呢！玉牒上那几万人就得占据多少田地，再加上自己的皇庄，这才是根本问题。全国能开垦的耕地就那些，可皇家的田庄越来越大，其他官绅也效仿兼并，可不就是越来越少。那些依附在皇庄、王田、私产下的佃户是不需要缴纳赋税的，那户部统计他们干嘛？
左战心想这个问题太大了，现在还是不挑破这个脓包的时机，万一辽东战局不顺，自己势必将众叛亲离，所以必须忍耐，于是说道：
“韩爱卿的提案涉及我朝立国之根本，以后休要妄言。眼下先把朕的皇庄拿出来安置流民，关外按人头把耕地发给军户和佃农。这两项工作一定要把好关，有虚假瞒报者不论职务、身份，一律抄没流放。
另外，灾情之所以影响这么严重，除了天灾还有人祸。朕自幼便听王安讲水利的重要性，可是朝廷一直拿不出银子修建，农民只能靠天吃饭。要想农业得到稳定的发展，就必须大力兴修水利工程。遗直是当朝的水利专家，朕看这件事就交给他来负责。”
左光斗，字遗直，安徽省桐城县东乡，着名的水利专家。他的事迹不再赘述，只说一条：他是北方种植水稻的鼻祖。
作为移宫案的功臣，左战将他从御史调到工部任右侍郎，负责直隶、蓟辽防区的屯田工作。这老兄上任后发现北方人不知道兴修水利的好处，很多地碰到灾害就荒了，然后老百姓就迁徙到外地，如此反复最终造成北方流民越来越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曾经给上书要求疏通河道，挖蓄水池，凿引水渠，修固堤坝，建立闸门，甚至要求每个村都要搞一个池塘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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