徭役征发一个月的役期，普遍是在本县境内服役。
鼓励熟练工连续服役，每服役一个月，发放一张票据，使自行售卖票据。保证票据不滥发，是维护服役者正当利益的唯一手段，就和大明宝钞一样滥发问题一样。
对这个户部头疼的问题，吕维给出了‘编号’，计量发票两个解决办法。
不准地方印制工票，一律由工部印制，每个县多少人口、多少工票都是固定死的，从源头上卡住增发、滥发的问题。
为防止县尉发放的工票出现造假、复制现象，每张工票印刷时设置编号，以及正副两票。正票存留工部，副票发放、流通，流通的每个环节都要签字、用印，宛若户帖。
同时县一级要按照编号造册，工票发给了谁，必须要登记明白，与服役名册相对称，就能控制住工票外流的漏洞。哪张工票出了问题，可以精确到领票人进行调查。
一应工程，必须工部、地方知县、相应道员三方联合验收签字后，县尉才能得到与工程预算相符的工票，从他的手给服役的丁壮发放工票。
同时每个县也能低成本养一支乡兵，乡兵服役换取工票，再拿工票变现。
现在民间存在大量无地可种的贫民，给人当雇工、佃户的就以这批无地百姓为主。乡兵优先从无地百姓中募选，即能不影响田地耕种收获，也能保证常年服役。
乡兵可以做很多事情，收税时协助运输钱粮，还能帮县官压制地方大族。
这一制度最大的意义是把广大的城市人口纳入徭役范围内，新兴、扩张的城市人口不依靠田地，轻飘飘的躲过了大多数的税种。对待这个不断扩张的人口，中枢虽然认识到了，可缺乏相应的管理经验，不知该怎么动手。
城市人口增长、市民阶级壮大，是一个朝廷无法忽视又不知该如何着手官吏的问题。
依附田产生活的百姓是很好统计的，征税也方便；城市人口流动性强，又普遍没有固定产业，官府连合适的征税办法都没有，自然谈不上相应的管理。不征税，谈何管理？
依靠严酷的户帖管理法度，重新依靠户帖厘清了北直隶的农业、市民人口，那么相应的税法就得更易。
现在的北直隶，偶尔抽查时，没有户帖、路引证明身份的人，直接抓走当刑徒了事。官吏急着办户帖，百姓也着急，所以贯彻速度很快，一年时间就大致完成户帖重制工作。
到了现在这步田地，户部必须破釜沉舟，从大明税制中脱身，重新制定新的，符合实际情况的税种。
田税是最容易征收，也是税收的大头，万万不能放弃；放弃各色名目的杂税，只征田税、徭役的情况下，田税整体上涨到四分银，一点都不过分。
另一个就是徭役了，在户帖的基础上，开始大范围的吃人口红利，以徭役的方式，降低工程支出成本。
各处工程支出最大的不是什么材料钱，而是工钱和口粮钱。
税制改革没问题，吕维觉得合理就支持；至于户部提议大笔花销张嫣手中的金银，吕维是不可能支持的。
张嫣手里大笔屯留的金银，是设立银行的准备金，等银行体系成长起来后，一个年年赤字，年年借银行钱的朝廷才是好的朝廷，听话的朝廷。
至于兵部提议新军、旧军合并在一起的主意，吕维也是拒绝了。
兵部一千二百万的军费预算，正好能养五十万边防军；正好做个区分，边防军走户部的太仓银，京营编制的新军走皇室的内帑。今后北洋、南洋两支新军，目前先由内帑、太仓联合出钱养着，今后还得放出去自己找饭吃。
以整个日本的资源，养北洋三个师、一支近海水师不成问题；南洋方面，只要南阳水师能打、敢打，光南洋贸易就能支撑南洋水师、水师陆战队成长起来。
五十万边防军交给兵部、边地督抚去管；腹地、京畿地区驻屯的是吃皇粮的京营新军，这类禁卫军握在皇室手里，难道还怕连连欠债的朝廷叛乱不成？
户部新税法制定，吕维全程跟进各类细节议论，终于在九月中旬，运河冰封前，京营第一师团从分散的各处驻地集结到京城开始换装，他们原先的驻地由训练好的第三师团入驻。
集中换了冬季新装后，第一师团在杨御藩率领下乘船走运河，出海前往沈阳等待战机。
第三师团空出的十座训练营……徐光启强忍着惊惧，开始起征新兵，编训京营第六师团。算上陕西、四川、宣大、湖广、北洋、南洋、辽东两个师团，现在京营新军序列已经有九个师团，每个师一年军饷七十二万银圆。
按照现在的进度，明年春耕后，他可能又要熟门熟路再编训第七师团，凑足十个师团。
每年七百二十万的军饷，养了三十四万实打实，几乎是他一手编训出来的新军，徐光启只觉得亢奋又惊悚。
如果财政突然崩溃，这批他训练出来的高待遇、高战力的军队，绝对不肯轻易屈服，不愿意再像原来那样吃草，吃不饱白米饭，这些新军很可能会吃人喝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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