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路的损失是付出部分利息，第二条路则有点复杂，如果攻击瑞典克朗无效，持续的时间越长，这些资本所付出的成本就越大，如果最终瑞典克朗**浮动，但是没有浮动到相应的幅度，这些资本最终还是会亏损。
这个幅度，就是克朗贬值后所获得的收益和短期借贷的成本相持平时的水平。
按理来说，第二条路的风险比第一条路大得多，但是在里拉和英镑上尝到巨大甜头的对冲基金们根本不会在乎这点借贷成本，继续在市场上借入瑞典克朗，然后在外汇市场上卖空。
这是最原始的方式，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尤其是在市场做空一方极其强大又同心协力的时候。
钟石也曾想过，准备在外汇期货市场上做空一把瑞典克朗，但是几个大型的商品交易所根本就没有类似的货币品种，即便是有，也因为市场对欧洲货币的贬值有了个心理预期，相关的对手盘和交易量也因此萎缩。
至于外汇期权方面，自从那篇论文出现后就更别想了，场外市场上有大批的类似卖空瑞典克朗的期权，但是就是没有一个对手敢做类似的对赌，英镑、里拉的教训还犹在耳边，这些商业银行的当务之急也都是规避风险，在市场上卖出瑞典克朗、丹麦克朗甚至是瑞士法郎等货币或以它们计价的资产。
商业银行的这些举动进一步加重了瑞典zhongyāng银行的负担。
十月下旬，瑞典财长一边在媒体上做着坚守汇率的发言，一边四下寻找资本来结下市场上汹涌而来的抛单，但是对瑞典克朗的攻击仍然没有停止。最让他倍感绝望的是，投资在股市上的热钱也趁着这个时候开始流出，随着股市的下跌，经济上的衰退将不可避免。他甚至都能想象到，随之而来的就是民众的恐慌，接着就是银行的挤兑，然后是金融机构的破产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果不其然，很快就有商业银行宣布破产，先是一家，然后接着更多的银行向外披露不良资产数额巨大，已经资不抵债，准备向zhèngfu寻求破产保护。
瑞典的金融系统由于刚开放不久，在运作机制和监管机制上存在很大的问题，例如说瑞典国内的投资者在借款时往往以外币的形式借入资金，因为外币的利率低于克朗的利率，又由于固定外汇制，使得汇率的损失基本可以忽略，而瑞典的商业银行此时为了规避外汇的风险，也从国外的商业银行借入现金再放贷给客户。因此当克朗遭受攻击的时候，国外的借出机构意识到瑞典商业银行的风险时，开始收缩信贷额度，而瑞典的商业银行就必须要求客户提前还款或是将克朗转换为当地的货币，也就是卖出克朗；另一方面，还款人在这个时候很难从市场上换到足够的克朗（商业银行因为克朗贬值的预期而不愿意持有），再加上贬值后造成成本高昂，在双重打击之下致使瑞典商业银行的贷款损失急剧攀升，很多瑞典商业银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迫宣布倒闭的。
终于，在92年11月19ri，在耗费了超过2000亿克朗（约358亿美元）的干预后，瑞典被迫放弃了其120年坚持的相对固定的汇率政策，让瑞典克朗**浮动，当天外汇市场上瑞典克朗对美元的汇率就大跌6.63%。到了11月30号，瑞典克朗已经由先前的5.58克朗兑换一美元跌至6.84克朗兑换一美元，跌幅高达22.5%，最终的跌幅在25%左右。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付出三千万美元的借贷成本后，钟石的16亿美元的本金变成了十八亿六千万美元，收益率为16.25%，这是一个还说得过去的数字。
重要的是，在没有杠杆和巨额本金的情况下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收益，怎么都说得过去了。钟石资金的大部分投在了别的地方。而且，他也不可能像量子基金那样全力而为，建立一个五十亿美元的超级大仓。
事实上，他在场外期权上还有一笔六亿美元的收入，倒霉的正是汇丰银行，因为钟石的交易对手宣布倒闭了，汇丰将替代这家不知名的商业银行成为钟石的交易对手。
廖承德和安德鲁则分别有812.5万美元的收入，这让他们无限感慨货币战争的巨大威力，他们不知道的是，这种模式的战争还将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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