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零零年末，太平洋号上。
四周很暗，偶尔有光从夹缝里射进来，但却透不过密密的漆黑。
空气里似乎还散发着馊臭的味道，让人有些作呕。
那个满身褴褛的孩子已经适应了这里，他跟在那个梳长辫的男人身边，有时蜷缩着，有时又斜靠着，有时也会依偎在男人的腿上，看着至多二、三岁的光景，身体瘦小的可怜。
他身上穿着一件粗布的长袍褂衫，蹬着一双破洞的布鞋，脑袋后的小辫子已经又乱又脏，还挂着两条鼻涕龙不时地流下来又被他缩回去，有时实在缩不回去了，就用袖子一扫，那鼻涕龙就成横向挂在他的脸蛋上。
可能对于这样的环境已经开始熟悉起来，所以没有了局促，但仍然只敢待着男人的身边。漆黑的空间看得不是很真切，但他却可以肯定，周围没有像他那样的孩子，因为除了他，再没有一个孩童的哭声传来，也没有大人们嘲笑过其他人的鼻涕龙，他问过爹爹；“有其他的孩童吗？”爹爹却告诉他；“也许没有吧？”
在最初的几天里，总是有一位大哥哥给他讲故事，说学堂里的知识给他，他听得津津有味，常常嚷嚷着爹爹到了美国就带他上学堂，也要像大哥哥一样，会写会说洋文，让爹爹和娘都能吃饱肚子，而每次，他说自己肚子饿时，大哥哥都会把他抱起来，告诉他，一定要好好活着，他并不明白那个大哥哥为什么总是愁眉苦脸的样子。
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他都再没有见过那个大哥哥，爹爹说大哥哥被洋人们杀了，但船舱里的其他人却说大哥哥是给洋人做通事去了，他不知道通事是什么？但很担心他，从那天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带走，他还偷偷的哭过好几回，睡在旁边的爹爹并不知晓。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走着，他都不知道在这个黑暗的地方待了多久，终于有一天，那扇通往光明的门被打开了。
船舱里的叔叔婶婶们被带上了甲板，好久没有见到光了，大家都有些不适应，还没有等到大家适应完，就有洋人带着上了码头，他看到很多长得又高又白的洋人都朝他们看来，很懵懂但是又觉得他们的眼睛里好像有刀子一样，看一眼就能在身上割一块伤，他觉得特别疼。他被爹爹紧紧抱在怀里，爹爹的手还死死扣住他的脑袋，让他趴在胸膛里，那鼻涕龙蹭了爹爹一身都是。
在孩子的世界里，或许只有陌生和熟悉两种感官吧？或者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情绪，孩童的认知无法精准描述，但是并没有人真正会去在意一个孩童的世界。
男人一手抱着孩童一手领着包袱，跟着人群上了码头。
入境口里挤满了人，一个入境台前，立着几个亚洲面孔，他们后面还挂着一番旗帜，上面写着“华人商会”的字样，只见他们跟台前的入境官说了些什么？一个穿着西服的中国人还给一个那洋人出示了什么文件，那洋人见状，带着那个中国人进了旁边的一间屋子，临走前，他示意留下的人帮助招呼着船上下来的人，一群人竟然在一众洋人的鄙夷里往城市而去。
男人抱着孩童随着人流而行，怀里的孩童小心地从爹爹的夹肢窝缝往外瞅，好多马车，好多洋房，好多白白胖胖的叔叔婶婶，他们长得好高大，还有碧绿碧绿和蓝蓝的眼睛，穿着蓬蓬的衣衫和高帽，还有跟他一样的孩子留着卷卷的发式，一个孩童彷佛捕捉到他的眼光，竟然给了他一个甜甜的笑容，他突然被吓到，又躲回里面去，他小声地问爹爹。
“爹爹，这里是美国吗？到了这里我们就可以吃饱肚子吗？还能有工钱给娘寄回去吗？”远在他乡的娘也许还饿着肚子呢，或许肚子里还有一个弟弟或者妹妹也饿着呢？
“嗯，孝贤乖，爹爹很快就让你吃饱肚子，也会给娘寄钱回去的。”孩童只有四岁，因为长期地营养不良，有些瘦小，但是却异常聪明懂事。
这孩童名为周崇易，字孝贤，父亲周士礼是番禺的一个穷秀才，几次乡试都未能中得举人，家中无米下锅更不提捐银入仕，原本在番禺也能帮人写写对联，教教孩童识字过日子，但连年的饥荒和外国入侵的乱世，周遭的乡亲都逃散到了广东各地，他原本带着周崇易在广州一个学堂教人识字，但番禺家中的妻子身怀有孕，那点杯水车薪的银钱根本无法生计，所以带着周崇易上了太平洋号。
饥饿和穷困总是最先把人击倒，就如那群华北土地上的流民一般，这里暂时不提。
周士礼一路怀着心戚戚的念头，还不忘暗暗打量异国街头，他犹自地心想，这里今后就是自己的“家”了吧？不求其他，只求今后能够安稳度日，还有余钱给远在家乡的妻子。
他紧了紧怀里的孩子，跟着人群浩浩荡荡的前行。
华人商会吕宋巷里，这里是专门帮中国人谋生计，提供生活帮助和法律援助的华人机构，近期受《排华法案》的影响，过的并不算太平，但仍然有不断的同胞远渡重洋而来，一些白人一边在暴打着驱逐华人的口号，但一些又一边雇佣着华工，因为华人的工价低廉，勤劳又朴实。即使每日各地的报刊杂志刊登出某家商行又雇佣华人被披露而遭到威胁，但大批量的大事业家们仍旧罔顾，因为企业家们的野心里必然也夹杂着华工的辛勤，所以，他们需要华工的勤劳和低廉给自己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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