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安县，席家老宅。
赵真真站在门口，看着那块歪歪斜斜的匾。匾上刻着“席府”两个字，字已经看不清了，被虫蛀了，被雨淋了，被时间磨平了。门是关着的。门板上刻着两个字——“冤枉”。字很深，像是用刀刻的。一笔一笔的，很用力，像刻字的人，把所有的力气都用上了。刻痕里有黑色的东西，不是墨，是血。干了，黑了，像一条条蜈蚣爬在门板上。
李煜伸手摸了摸那些刻痕，指尖触到凹槽的底部，凉飕飕的。
“这是谁刻的？”他问。
“席方平。”燕七说，“他爹死的那天，他跪在门口，用刀刻的。刻了一天一夜。刻到手出血了，刀掉了，捡起来，接着刻。刻到门板上全是血，刻到字刻完了，刻到他晕过去了。醒来的时候，手里还攥着刀。”
赵真真推开门。门很重，吱呀一声，像在叹气。院子里站着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脸很白，不是晒不黑的白，是那种在屋里待太久的白，像没晒过太阳的豆芽。但他的眼睛很亮，不是那种年轻的亮，是那种看了太多黑暗、但还没灭的亮。
他的手很粗，指节很大，指甲缝里嵌着泥，还有血，干了的，黑了的。他的手里攥着一根钉子，钉子很粗，很长，尖上还有血，新鲜的，红的。
“你们找谁？”他的声音很沙，像砂纸磨木头。
“找席方平。”
“我就是。”他站直了一些，“什么事？”
燕七走上前。“有人托我们带句话。”
“什么话？”
“你父亲问，你的状子，递上去了没有。”
席方平的手在抖。他攥紧了钉子，指甲掐进肉里，血从指缝里渗出来。抖停了。
“递了。递了三次。”
他的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
“第一次，递到县衙。县官收了银子，说，你爹是病死的。我说，不是。是被人害死的。他说，你有证据吗？我说，有。他看了证据，说，假的。打了二十板子，赶出来。”
赵真真闭上眼睛。她见过衙门里打板子，那是一种比死还难受的刑罚。二十大板能把人打得皮开肉绽，三个月下不了床。席方平挨了二十大板，又从县衙爬回家——不是走，是爬。青石板上的血痕，三个月都没洗干净。
“第二次，递到府衙。知府收了银子，说，你爹是病死的。我说，不是。是被人害死的。他说，你有证据吗？我说，有。他看了证据，说，假的。打了三十板子，赶出来。”
他的声音开始抖。三十板子。比二十板子多十下。多十下，就多十道血痕。多十道血痕，就多十天的血从伤口里流出来。他的衣服被血浸透了，贴在身上，干了，揭不下来。他娘用温水泡了三天，才把衣服从他身上揭下来。揭下来的衣服硬邦邦的，像一块铁皮。
“第三次，递到巡抚衙门。巡抚收了银子，说，你爹是病死的。我说，不是。是被人害死的。他说，你有证据吗？我说，有。他看了证据，说，假的。打了四十板子，赶出来。”
他的声音停了。风从门缝里吹进来，凉的，硬的，像刀。门板上的“冤枉”两个字在风中晃了晃，像在点头，又像在摇头。
赵真真看着他的手。他的手以前不是这样的。席方平的父亲是个秀才，教了一辈子书，攒了一间破院子、几本旧书、一砚台好墨。席方平从小跟着父亲读书，手是白的，细的，指节是匀称的，指甲是干净的。他爹说，读书人的手，不能脏。脏了，就写不出干净的字。
现在他的手是脏的。指甲缝里的泥，是三年告状路上沾的。指节上的粗茧，是三年握钉子磨的。手背上的疤，是三年被衙役按在地上打板子时磕的。
“后来呢？”赵真真问，声音很轻。
“后来，我去了阴间。我要告到城隍那里。城隍收了银子，说，你爹是病死的。我说，不是。是被人害死的。他说，你有证据吗？我说，有。他看了证据，说，假的。打了五十板子，赶出来。”
五十板子。赵真真想起钱彬说过的，人体的承受极限是四十板子。超过四十板子，骨头会断，筋会裂，内脏会出血。五十板子，会死人。但席方平没死。他爬出了城隍庙，爬过了黄泉路，爬到了奈何桥头。孟婆看着他，叹了口气，说，这孩子，心太硬了，汤都灌不进去。
“我再告。告到郡司。郡司收了银子，说，你爹是病死的。我说，不是。是被人害死的。他说，你有证据吗？我说，有。他看了证据，说，假的。打了六十板子，赶出来。”
六十板子。李煜握紧了拳头。他的指节发白，指甲掐进肉里。他想起烬枭说的——“控制不住的火，烧死的第一个就是你自己。”席方平没有火，他只有一根钉子。但他的钉子，比任何火都烫。
婴宁从后面走上来，蹲在席方平面前。她伸出手，轻轻碰了碰他的膝盖。他的膝盖上有一个洞，不是伤口，是骨头磨没了，肉也磨没了，只剩下一个洞。洞的边缘是光滑的，被一千年的石板路磨光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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