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三次被圣安德鲁学院请出校门时，行李箱的轮子在柏油路上发出的声音像只得了哮喘的土狗。四月的风卷着柳絮往人眼睛里钻，我把那顶绣着校徽的棒球帽往地上一摔，踩着它碾了三下。教务处主任那副金丝眼镜后的眼睛准在我背后冒火，就像去年我把化学老师的酒精灯扔进金鱼缸时那样。
“林野渡，你会后悔的。”他在我背后喊，声音跟教堂里那台老管风琴一样又闷又假。
我没回头。后悔这词儿早就被那帮穿着浆过的白衬衫的家伙用滥了。他们觉得你该后悔顶撞师长，后悔在作文里写“校长的领带像条死蛇”，后悔在晚祷时偷偷嚼口香糖。可我后悔的是上周三没把苏旷那本写满酸诗的笔记本扔进厕所——那家伙总爱在自习课上戳我后背，问他写的“月光溺死在你睫毛上”够不够打动三班的温棠。
坐上开往市区的公交车时，我把车窗摇到最底。风灌进来，把我额前的碎发吹得乱七八糟。前排坐着个穿西装的男人，正对着手机喊“赋能”“闭环”，唾沫星子溅在他锃亮的鳄鱼皮公文包上。我盯着那包上的纹路，突然想起圣安德鲁学院的校训石，上面刻着“笃信、笃行”，被历届学生摸得发亮，就像这公文包一样，透着股被无数只手反复搓揉过的油腻。
“小子，你校服哪买的？”后排有人拍我肩膀。是个留着莫西干头的青年，胳膊上纹着褪色的玫瑰。
“捡的。”我说。
他笑起来，露出颗金牙：“圣安德鲁的？我弟弟去年也从那儿滚蛋了，说里头的神父晚上总爱摸男生的后颈。”
我没接话。其实我见过那神父，他总穿着黑色长袍，手指苍白得像蚯蚓。上周告解时，我故意说我偷看了女生洗澡，他居然没骂我，只是压低声音问“看得清楚吗”。当时我盯着他长袍上的盘扣，突然觉得那玩意儿像颗生锈的子弹。
公交车在百货公司门口停下时，我看见温棠背着画板从里面走出来。她穿了条鹅黄色的连衣裙，头发扎成松松的马尾，发尾还卷着点卷儿。苏旷要是在这儿，准会说她像块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柠檬蛋糕。
我下意识地往座位底下缩了缩。上周在图书馆，我撞见她跟美术老师站在《向日葵》复制品前说话，老师的手搭在她腰上，她没躲。那画面像根细针，扎在我眼里好几天。苏旷还傻乎乎地托我给她带情书，用烫金的信纸写的，开头就是“当我在柏拉图的洞穴里看见你的影子”。
温棠突然往公交车这边看过来，我赶紧把脸转向窗外。玻璃上我的影子歪歪扭扭，额角那块上周跟人打架留下的淤青还没消。等我再回头时，她已经走进了隔壁的咖啡馆，鹅黄色的裙摆在旋转门里闪了一下，像片被风吹落的花瓣。
我在站台蹲了半小时，看着穿西装的男人和穿高跟鞋的女人像水流一样淌过人行道。他们脸上都带着一种差不多的表情，像是刚吞了块没味道的糖。苏旷说这叫“成年人的体面”，可我觉得更像殡仪馆里的假花。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是我妈发来的微信：“你王阿姨说海关有个岗位不错，下周带你去见见人。”
我直接把手机关了机。王阿姨的儿子去年进了海关，听说现在每天的乐趣就是在朋友圈晒查获的走私化妆品。我能想象她会怎么跟我妈说：“男孩子嘛，稳定最重要，总不能一辈子野着。”
“野着”——这词儿从他们嘴里说出来，跟骂街没两样。可他们不知道，圣安德鲁学院的草坪夜里有多安静，星星低得像要掉下来，我和苏旷躺在球门框底下，数着天上的星座，他说要考美院，我说要去航校学开飞机。那时候风里都是青草味儿，不像现在，满鼻子都是汽车尾气和烤肠摊的油烟。
我拖着箱子往旧城区走。那里有我爸留下的一间老房子，自打他跟一个开画廊的女人跑了以后，就一直空着。我妈说那地方“晦气”，可我喜欢，尤其是阁楼的老虎窗，能看见别人家的屋顶，盖着一层厚厚的瓦，像老母鸡的羽毛。
路过一家音像店时，我听见里面在放《Yesterday》。老板趴在柜台上打盹，阳光透过积了灰的玻璃窗，在他背上投下一块长方形的光斑。我停下脚步，想起小时候，我爸总爱在周末的早上放这首歌，他用一把旧吉他跟着弹，跑调跑得厉害，我妈就坐在厨房门口择菜，嘴上骂着“难听死了”，嘴角却翘着。
那时候的日子好像加了层柔光镜，连灰尘都在光柱里跳舞。可现在，我爸的吉他早被我妈劈了当柴烧，厨房里的瓷砖裂了缝，再也没人在周末早上唱歌了。
老房子的锁锈得厉害，我费了半天劲才把钥匙插进去。推开门时，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像打翻了的中药罐。客厅的沙发罩上落了层灰，茶几上还放着半杯没喝完的茶，茶叶沉在杯底，像只缩成团的虫子。
我把箱子扔在地上，直接爬上阁楼。老虎窗果然没让人失望，斜斜地照进来一缕阳光，在地板上投下一块菱形的亮斑。我推开窗户，对面屋顶上有只猫正懒洋洋地舔爪子，看见我，嗖地一下蹿进了烟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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