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刘治就像一个急于证明自己是来工作的乡长一样，从农业生产到乡村建设，从防治山火到维稳征兵，几乎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当当。
几个副乡长也被塞满了工作。
刘治提出了一个口号：全力保秋收。
他特意在公示栏旁边贴了一张秋收进度表，每个村子进展到了哪里，一目了然。
各个村子的主要精力开始被用来保证传统作物生产。
至于山货——那是副业，是老百姓农闲时赚点零花钱的营生，怎么能跟“保秋收”比？
于是，山货的规模严重收缩了。
甚至有几个村子干脆不采了。
枣子湾村的那些村民也被叫了回来，开始翻地、育苗、准备明年的烤烟工作。
就连青岗岭村都受到了影响。
杨大海虽然没明说，但秦婉音看得出来，他也在犹豫。
而此时已经进入九月，正是各类菌菇最好的收获季节。
秦婉音不得不让王雪梅雇了几个愿意干的长工，加上她自己和陈波，对价格较高的菌菇进行了一轮集中采摘。
不过也正因为采摘的人少了，秦婉音算了笔账，除掉给每个村子的份子钱，山货公司和那几个长工，这一轮下来能挣不少钱。
李秀英对此也无可奈何。
毕竟刘治是在干工作，她总不能说干工作是错的，她只能尽量不让刘治掺和山货公司的事情。
......
与此同时，李澈这边也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改革的刀子磨得太快，总会碰到骨头。
自从干教科的培训方案全面推开后，党校教授们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
几乎每个教授都被砍了课时，也被要求更新教学内容。
教授们不干，他们不敢直接提意见，就抱成团用实际行动“反抗”李澈的改革。
于是教授们开始对安排的课程推三阻四，今天说嗓子不舒服，明天说家里有事，后天说这个课题我不太熟。
这天，一位姓顾的教授，平时一副学界泰斗的派头。
李澈给他安排了一门基层治理的案例课，顾教授先是推了两次，第三次实在推不掉，就来了。
来了也不好好讲。
他站在讲台上，照着老教案念了一个半小时，底下三十多个学员，睡了两三个，剩下的不是在玩手机就是在发呆。
李澈找他谈话，问案例去哪儿了？
顾教授坐在办公室里，翘着二郎腿，听完李澈的意见，冷笑了一声。
“小李啊，我进党校的时候，你还在穿开裆裤吧？”
李澈没有接话。
“我在党校讲了二十多年的课，”顾教授的语气不紧不慢，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从容，“怎么讲课，我心里有数。不是你一个毛头小伙子能指手画脚的。”
李澈看了他一眼，说：“顾教授，讲课要带案例，这是早就说好了的。”
顾教授的脸沉了下来。
“你懂什么？”他站起来，拎起包，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你搞这些花样，无非是想出风头。我跟你说，党校不是你的试验田。”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走廊里几个路过的同事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又迅速缩了回去。
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干教科。
向前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他几乎是当天下午就去了周自强的办公室，添油加醋地把事情说了一遍。
什么“李澈跟顾教授拍桌子”“李澈说老教授的课一文不值”——反正怎么夸张怎么来。
周自强听完，皱了皱眉，没有表态。
向前不死心，第二天又去了罗志斌那里。
“罗部长，”向前坐在罗志斌对面，一脸诚恳的样子，“我不是告状，我是担心。李澈同志有干劲，这个我知道，但他太年轻了，处理问题的方式容易激化矛盾。顾教授是什么级别的专家？是我们区党校的宝贝。李澈这么一搞，以后谁还愿意来上课？”
罗志斌是支持李澈改革的，可向前三天两头来告状，而且那些教授也没少在他耳旁吹风，尤其是那几个资历比较老的，平时跟他关系还挺好，他也顶不住。
于是他叹了口气，靠在椅背上，满脸无奈，手指在额头上敲了两下。
“行了，我知道了，回头我跟他谈谈。”
把向前送走后，罗志斌立马把李澈叫到了办公室。
他关上门，示意李澈坐下。
“顾教授的事，我听说了。”罗志斌的语气不算严厉，但也不是平时那种随意，“李澈，改革要搞，但步子不能太快。顾教授在党校教了二十多年，是有功之臣。你跟他发生冲突，传出去影响不好。”
李澈坐在椅子上，没有说话。
“我的意思是，”罗志斌顿了顿，“先缓一缓。几个资历比较老的教授的课，是不是先放一放。”
李澈抬起头，看着罗志斌。
“罗部长，中央去年下发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里明确写了，坚持质量第一，把提高教学质量和培训效果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什么叫质量第一？就是不能再搞几十年如一日的老教案。还有，中央多次强调，党校教师要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业务精是什么？是专业能力，是教学水平，不是资历老、嗓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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