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本不想去,可米缸见了底,盐罐也空了,总要采买些过冬的物事。村落不大,从西头走到东头的集市,不过一炷香的路程。可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风帽压得极低,几乎遮住了整张脸。
集市上人来人往,很是热闹。
卖年画的,写春联的,捏面人的,吹糖人的,各色摊贩吆喝声此起彼伏。空气里浮着炒栗子的甜香,炸麻花的油香,还有焚烧松枝的清香——那是祭灶的习俗,用松枝的烟气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
素手低着头,匆匆买了米和盐,正要离开,忽然听见身后有人窃窃私语:
“看那人……嘴唇乌青乌青的,莫不是中了毒?”
“嘘——小点声!我听说西头那寡妇,就是画那种怪妆的……”
“时世妆?那不是胡人的玩意儿吗?良家女子谁画那个!”
“说不定就是胡女呢,你看她那样子……”
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地钻进她耳中。她浑身一僵,拎着竹篮的手紧了紧,加快脚步想离开,却不小心撞到了一个卖糖葫芦的老汉。
“哎哟!”老汉叫了一声,糖葫芦撒了一地。
素手慌忙蹲下身去捡,风帽滑落,露出整张脸——乌青的唇,苍白的脸,因为惊慌而瞪大的眼睛。周围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脸上,有惊讶,有嫌恶,有好奇,还有毫不掩饰的嘲讽。
“真是时世妆……”有人低声说。
“画成这样出来吓人,什么毛病?”
“听说城里那些不正经的女人才画这个……”
“你看她那样,说不定真是……”
素手手忙脚乱地捡起糖葫芦,塞回老汉手里,从怀中摸出几个铜钱递过去,然后转身就跑。身后传来哄笑声,还有老汉的嘟囔:“怪人……”
她一路跑回小院,关上院门,背靠着门板剧烈喘息。
额间冷汗涔涔,心脏狂跳如擂鼓。她抬手摸了摸嘴唇,乌青的膏体还在,触手微凉。镜中的自己,确实丑陋得吓人,可那些人的反应……和她预想的不太一样。
她以为会有人指着她骂“妖妇”,会有人朝她吐唾沫,会有人避之唯恐不及——就像她曾经对那些取血的婢女做过的那样。可实际上,那些人只是惊讶、好奇、窃窃私语,甚至……甚至有种看热闹的兴味。
不是恐惧,不是憎恶,是猎奇。
这个认知让她心头一沉。
接下来的几天,她刻意在村里走动。
去井边打水,去河边洗衣,去村口的老槐树下坐一会儿。每次她都画着完整的“时世妆”——乌青的唇,紫红的脸,炭黑的眉,配上粗布衣裳,走在灰扑扑的村落里,像一抹突兀的、怪异的色彩。
村民们的反应渐渐统一了。
起初是躲闪、回避,后来变成了明目张胆的打量、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孩子们跟在她身后,拍手唱着不知从哪里学来的童谣:“乌膏唇,泥巴脸,画个鬼妆吓破胆!”大人们听见了,也不制止,只是笑,笑得意味深长。
没有人骂她“妖妇”,没有人说她“该死”。
他们只是把她当成一个……怪人。一个可供茶余饭后谈资的、可怜的、可笑的怪人。
“西头那寡妇,怕是这里有问题。”有人指指自己的脑袋。
“听说以前在城里给贵人做事的,后来不知怎么疯了……”
“画成那样,哪个男人敢要?难怪守寡……”
“可怜哟,年纪轻轻的……”
这些议论,有时会飘进她耳中。她听着,心中那股沉甸甸的负罪感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因为这种轻飘飘的、近乎怜悯的对待,变得更加尖锐、更加难以忍受。
她要的不是可怜。
是惩罚。
是那种能让她的罪孽稍微减轻一点的、实实在在的惩罚。
可这“乌膏唇”带来的,只是猎奇和怜悯。
腊月二十八那日,村里来了几个外乡人。
是走街串巷的货郎,推着辆独轮车,车上堆着各色杂货——针头线脑,胭脂水粉,头绳发簪,还有小孩玩的拨浪鼓、泥哨子。他们在村口的空地上摆开摊子,很快就围了一群妇人孩童。
素手本不想去,可家里的针断了,总要买新的。她裹紧斗篷,压低头上的风帽,匆匆走到摊前,指了指一包针。
货郎是个三十来岁的汉子,满脸堆笑地递过针包,目光在她脸上扫过时,明显怔了怔。但他很快恢复笑容,收了钱,又热情地推销起车上的胭脂:“大姐,看看这胭脂,正宗的扬州货,颜色鲜亮,抹在脸上保管年轻十岁!”
素手摇头,转身要走。
货郎却忽然压低声音:“大姐,你这妆……画得有意思。”
她脚步一顿。
“我在长安城也见过画时世妆的,可没一个画得像你这么……这么有味道。”货郎凑近些,眼中闪着精光,“乌青的唇色配你这冷白的皮肤,紫红的脸颊衬你这眉眼,啧,有种说不出的邪性美。大姐要是去平康坊,保管那些公子哥儿抢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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