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都的硝烟尚未散尽，一场更为隐秘、却可能影响更为深远的战斗，已在信仰的领域悄然展开。当南方军委第1军的土改工作队在康区大地上丈量土地、分配田产、解放农奴时，另一支由“南风”组织精心挑选、专门负责宗教与民族事务的特别工作组，正穿梭于昌都城内外的各大寺庙之间，执行着一项代号为“菩提”的秘密计划。
这项计划的灵感，源于李幼邻对吐区社会结构的深刻洞察。他深知，在康吐高原，宗教的力量远超世俗政权。寺庙不仅是信仰中心，更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枢纽，掌握着大量土地、财富和农奴，对民众的思想控制根深蒂固。要彻底瓦解旧秩序，仅靠军事占领和土地改革远远不够，必须在精神领域，打破寺庙对信众的绝对垄断，植入新的思想种子。
然而，宗教问题极为敏感，稍有不慎便会引发大规模反抗。因此，“菩提”计划的核心，是“分化瓦解，拉拢改造，以佛制佛”。
对昌都及周边地区的寺庙进行彻底调查，根据其政治态度和对土改的配合程度，分为三类，积极配合者，主动交出多余土地和农奴，支持新政，甚至派僧侣协助宣传的寺庙。这类寺庙，予以保护，允许其保留必要宗教活动场所和基本财产，其上层僧侣还被邀请加入“昌都临时军政委员会”下设的“宗教事务协商会”，赋予一定政治地位。
观望动摇者，态度暧昧，既不公开反对，也不积极支持，试图在新旧政权间骑墙观望的寺庙。对这类寺庙，采取“教育为主，施压为辅”的策略，通过反复宣讲政策、组织参观土改成果、邀请其僧侣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等方式，逐步争取。
顽固对抗者，公开抵制土改，煽动信众对抗，甚至暗中勾结吐军残部或英国势力的寺庙。这类寺庙，则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十二月初的一个清晨，昌都城西的噶丹强巴林寺，这座拥有数百年历史、占地广阔、僧侣上千的大寺，迎来了它的命运转折点。该寺住持强巴坚赞，是昌都地区宗教界的头面人物，也是噶厦政权在康区的坚定支持者。在南方军入城后，他表面上服从新政，暗中却组织僧侣藏匿寺庙财产，并与逃往拉萨的多吉次仁代本保持秘密联系，策划暴动。
“南风”特别工作组通过内线，掌握了确凿证据。余汉谋亲自下令，对该寺采取“断然措施”。
黎明时分，一个营的南方军士兵包围了噶丹强巴林寺。荷枪实弹的士兵冲入寺内，将还在睡梦中的僧侣全部集中到主殿前的广场上。强巴坚赞被从寝殿中拖出，他挣扎着、咆哮着，用吐语诅咒这些“亵渎佛门的汉人魔鬼”，并声称“佛祖会降下天罚”。
“佛祖会不会降天罚我不知道，” 特别工作组组长，一位精通藏语和佛教经典的汉族干部，冷冷地回应，“但你们勾结分裂势力、对抗国家统一、剥削压迫农奴的罪行，今天必须接受审判！”
公审大会在寺前的广场上举行。数百名被该寺奴役、刚刚分到土地的农奴被组织前来旁听。工作组出示了强巴坚赞与吐军往来的密信、藏匿的武器、以及剥削农奴的账册等铁证。在确凿证据和群情激愤下，强巴坚赞及其核心党羽共七人，被当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枪声在晨曦中响起，曾经高高在上的活佛，倒在了自己寺庙的门前。其余僧侣，经过甄别，罪行较轻的予以劳动改造，普通僧侣则被遣散或送往其他寺庙。
噶丹强巴林寺的财产被全部没收，土地分配给周边农奴，金佛、法器、经卷等贵重物品登记造册，部分用于支持新成立的“昌都民族文化馆”。寺庙建筑本身，则被改造成学校和医院，继续为民众服务。
这一雷霆手段，极大地震慑了昌都及周边地区的宗教势力。许多原本观望甚至敌对的寺庙，纷纷转变态度，主动配合土改，甚至派僧侣参与新政权的宣传活动。宗教领域的顽固堡垒，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在那些配合新政的寺庙中，“南风”工作组精心挑选了一批年轻、有学识、对旧秩序不满、且对“南方军委”抱有感激或好奇的僧侣。他们被秘密召集，进行为期一周的“特别培训”。
培训内容并非政治说教，而是关于“佛教真谛”与“现实苦难”的深刻讨论。工作组请来了几位精通佛学、思想开明的汉族高僧（有些是南方军委从内地延聘的，有些是“南风”长期培养的），与这些吐族僧侣进行深入交流。讨论的核心是：真正的佛教，应该是普度众生、慈悲为怀，还是应该与贵族、土司勾结，剥削农奴，成为压迫者的帮凶？佛教徒的最高追求，是个人解脱，还是众生的平等与解放？
这些讨论，对许多年轻僧侣产生了巨大冲击。他们中不少人本就对寺庙内部的腐败、等级森严和与世俗权力的勾结心存疑虑，如今在新的思想引导下，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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