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冠酒店三楼会议厅，晚上七点五十分。
林自遥站在入口处的阴影里，观察着进出的参会者。大多数人穿着保守的深色西装，手里拿着印有“欧洲神经科学年会会前研讨会”字样的文件夹，三三两两地低声交谈。空气里弥漫着咖啡、古龙水和一种难以形容的消毒水气味——典型的学术会议氛围，表面平静，暗藏竞争。
她今天刻意打扮得低调：深灰色裤装，白衬衫，头发在脑后挽成简单的发髻，鼻梁上架着一副平光眼镜。看起来像个年轻的研究助理或博士生，不太会引起注意。手袋里装着陈锐做的神经信号屏蔽装置原型，虽然笨重得像块板砖，但至少能给她一点心理安慰。
陆止在酒店对面的车里，通过她衬衫第二颗纽扣里的微型摄像头监控现场。他们的通讯器藏在耳后，用骨传导技术传递声音，外人看不出来。
“我看到施耐德了。”陆止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低沉而紧张，“在你左前方，讲台旁边，正在和几个人说话。穿灰色西装，没打领带。”
林自遥的目光扫过去。施耐德教授看起来比上次见时更瘦了些，眼下的黑眼圈很深，但说话时的手势依然充满激情。他周围围着三个中年人，看起来都是学者，频频点头。
“那几个人是谁？”她轻声问。
“夜枭在查……等等，有结果了。左边那个戴眼镜的是苏黎世联邦理工的教授，中间的是剑桥的，右边那个……是柏林工大的副校长。”陆止顿了顿，“都是神经科学领域的大牛。”
林自遥调整了一下眼镜——这是夜枭特制的，有面部识别和增强现实功能。她看向施耐德，镜片上立刻浮现出简短的资料：
约阿希姆·施耐德，51岁，柏林夏里特医院神经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脑机接口、意识数字化、神经信号解码。近期发表论文：7篇，其中3篇与“意识上传”相关。合作者包括……匿名资助者“黑森林资本”。
她移开目光，开始扫描整个会议厅。大约一百五十个座位，坐了八成满。前排是学界权威和赞助商代表，后排是年轻学者和学生。讲台上方悬挂着巨大的显示屏，正在循环播放研讨会议程和赞助商广告。
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她的视野里——索菲亚·伯格，霍夫曼集团的那位独立董事，也是欧洲央行前高级顾问。她坐在第三排靠走道的位置，正在认真阅读会议手册。
林自遥心里一动。伯格女士出现在这里，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
“自遥，小心。”陆止的声音再次响起，“我扫描了会场的无线电频谱，发现至少有七个异常信号源，集中在讲台附近。可能是某种传输设备。”
“知道了。”林自遥低声回应，然后迈步走进会议厅。
她在最后一排找了个角落位置坐下，从手袋里拿出笔记本和笔，假装准备记录。同时，她启动了屏蔽装置——装置发出极轻微的嗡鸣，仪表盘上的指示灯从红色转为绿色，表示周围十米范围内没有检测到异常的神经控制信号。
至少暂时安全。
八点整，研讨会正式开始。主持人是个花白头发的德国教授，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介绍了今天的主题：“神经技术的伦理边界与商业前景”。然后，施耐德作为第一位主讲人走上讲台。
掌声中，林自遥仔细观察。施耐德的步伐很稳，但左手在轻微颤抖——是紧张，还是某种神经性疾病的症状？他的目光扫过全场，在看到她时，似乎停顿了零点几秒，但又自然地移开了。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施耐德开口，声音通过麦克风放大，在会议厅里回荡，“今晚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话题：人类意识的本质，以及我们是否有权——或者说，有责任——去干预、增强，甚至重新定义它。”
他按下遥控器，大屏幕上出现一张大脑的3D图像，不同区域用不同颜色标记。
“传统神经科学告诉我们，意识是大脑神经活动的产物。但现代研究正在挑战这个观点。”施耐德切换幻灯片，显示出一系列复杂的脑电图波形，“我们发现，意识可能更像一种‘信息模式’，一种可以在不同载体间转移和保存的‘数据流’。”
台下响起窃窃私语。有人点头，有人皱眉。
林自遥快速记录着关键词：信息模式、数据流、载体转移……这几乎就是在描述意识上传的理论基础。
施耐德继续演讲，介绍了他们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一种能够实时解码大脑特定区域活动并将其转化为数字信号的算法。演示视频中，一个瘫痪病人通过脑机接口控制机械手臂，完成倒水、拿东西等动作。
掌声更热烈了。
但林自遥注意到一个细节：在视频的某个片段，病人突然出现短暂的抽搐，然后机械手臂也做出了不协调的动作。这个片段只持续了两秒，很快就被切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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