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同伟的副市长生涯，就在这一摞摞冰冷的文件和一扇扇或热情或疏远的门后，悄然开始了。没有锣鼓喧天的欢迎，没有前呼后拥的阵仗，只有一张办公桌，一堆待阅的文件，和一个需要他自己去摸索、去融入、去证明的复杂环境。
最初的几天，他几乎足不出户，就泡在那间略显空旷的办公室里，如同一个备考的学生，疯狂地吞噬着那些枯燥的文字和数据。从政府工作报告、五年规划，到各部门的年度总结、专项汇报，再到厚厚的统计年鉴和政策汇编……他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在京州的宏观蓝图和微观现实中，建立起一个清晰的认知框架。
他很快发现，赵立春主导下的京州政府，效率极高，但也带着明显的“首长工程”色彩。报告中最亮眼的，无外乎那几个投资巨大的开发区、地标性的城市广场、拓宽的主干道以及屡创新高的招商引资数据。一切都在彰显着一种追赶式的、注重显性政绩的发展模式。
而他所分管的科教文卫领域，在报告中往往处于“协调发展”、“稳步推进”的章节，篇幅远不如经济和城建。具体到下面的汇报材料，则大多充斥着“领导重视”、“成效显着”、“再上新台阶”之类的套话，实际问题和对策则语焉不详。
祁同伟揉了揉眉心，合上一份市教育局关于“优化资源配置”的报告，里面通篇都在说增加了多少投入，扩建了多少校舍，但对于日益突出的城乡教育差距、师资流失、素质教育困境等核心问题，却避重就轻。
他知道，只看文件是看不出真问题的。他必须走下去，看到真实的情况。
他没有通知办公厅安排调研行程，而是自己拿着市政府的工作通讯录，开始一个一个地给自己分管的局办一把手打电话。
“喂，是卫生局张局长吗？我是祁同伟啊，新来的，分管卫生的副市长。对，刚报到。想这两天去局里和您还有同志们见个面，听听情况，不知道您什么时候方便？”
他的语气很客气，完全不像个领导，倒像个新来的同事。电话那头的局长们显然都有些意外，通常都是办公厅下发通知，副市长驾临视察，哪有副市长亲自打电话预约的？但也都很快反应过来，忙不迭地表示随时欢迎，并试探着问是否需要安排下去调研的点。
“这次就先在局里座谈吧，全面了解一下情况。下去调研的事，咱们后面再议。”祁同伟婉拒了对方“精心”准备示范点的提议。他要看的是全面的、真实的面貌，而不是包装过的盆景。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祁同伟的身影出现在市教育局、卫生局、文化局、科技局、民政局……的会议室里。他没有搞任何排场，只带着一个笔记本，和一个负责记录的秘书（办公厅指派给他的）。
每次座谈，他都坚持一个原则：少说多听。 开场白极其简短，就是表明来意，熟悉情况。然后就让各个局长、处长们畅所欲言，谈成绩可以，但更要谈问题、谈困难、谈建议。
起初，这些官场老油条们还有些拘谨，习惯性地念稿子，报喜不报忧。但祁同伟总会温和而坚定地打断他们：“稿子我会后仔细看，咱们今天就脱稿聊，想到哪说到哪，就说实实在在的情况，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提。”
他会抓住汇报中一些模糊的表述追问细节，会关心一些数据背后的实际效果，甚至会问起一些基层发生的、可能都被局领导忽略了的具体案例。
他的态度诚恳，问题专业，而且明显是做足了功课的，对一些政策的理解甚至比某些处长还深入。渐渐地，与会者们发现，这位年轻的副市长不是来走过场、捞政绩的，他是真想了解点真东西。
于是，一些真心话、一些积压已久的难题、一些不敢跟强势市长赵立春提的意见（因为赵市长只关心能立刻拉动GDP的项目），开始小心翼翼地、试探性地被说了出来。
祁同伟认真地听，飞快地记，偶尔插话追问，但从不当场表态，更不轻易批评。他只是不断地重复：“这个问题我记下了”，“这个情况很重要”，“我们再研究”。
几天跑下来，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各种问题：
教育：农村教师待遇低、流失严重；城市中小学“大班额”问题突出；职业教育与企业需求脱节…
卫生：基层卫生院设备简陋、人才匮乏；医保基金运行压力巨大；医患矛盾时有发生…
文化：公共文化设施不足且分布不均；专业院团生存困难；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短缺…
科技：科研与应用“两张皮”；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弱；高层次人才引进难…
民政：低保认定标准僵化；养老服务体系薄弱；社区工作者待遇低、任务重…
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是复杂的利益纠葛和沉重的财政压力。祁同伟越调研，心情越沉重。他分管的这些领域，都是难出“显绩”的民生领域，却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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