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伙房出来时，天色已经大亮，但太阳仍然隐藏在低垂的云层后面，只透出一片苍白而均匀的散光，将整座营地笼罩在一种没有阴影的、不真实的明亮中。福尔摩斯在伙房门口站了片刻，将大衣领口裹紧了一些，然后从怀中掏出那只银质烟盒。他极少抽烟，只有在需要让大脑保持高度运转时才会破例。他划了一根火柴，火焰在冷风中挣扎了一下，然后稳定下来。他深深吸了一口，将烟雾缓缓吐出，白烟与冷空气混合，在他面前凝成一团久久不散的薄雾。
“华生，”他说，目光越过营地围栏，望向西北方向那片黑压压的森林边缘，“你相信斯麦尔佳科夫说的话吗？”
这个问题让我微微一怔。以我对福尔摩斯的了解，他极少会向别人询问“信不信”这样的问题——在他看来，事实就是事实，推测就是推测，而“相信”这个词属于宗教和情感的领域，与推理无关。
“我不确定，”我如实回答，“但有一件事我可以确定——他说那些话的时候，不是在撒谎。至少他自己认为他说的是真的。”
“正是如此。”福尔摩斯将烟在靴底捻灭，将烟头小心地收入大衣口袋——他从不留下任何可能被追踪的痕迹，哪怕是在西伯利亚的一片荒原上，“一个患有癫痫的厨子，在发病前能够预知死亡；一个俄国贵族知识分子，在目睹了某种样本之后开始质疑自己毕生信奉的理性；一个年轻的见习修士，在面对恐惧时展现出的勇气比大多数军人更甚。华生，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案子中涉及的所有人，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面对同一种东西——而每一种面对的方式，都暴露出那个人的灵魂最底层的结构。”
他话音未落，营地东侧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伊万·卡拉马佐夫正大步朝我们走来，他的深色呢大衣上沾着雪屑，头发被风吹得凌乱，面色比昨晚更加苍白。他的嘴唇紧抿，眼神中带着一种压抑着的激动——这是一个习惯于用理性控制一切的人发现某些事情超出了控制范围时特有的那种愤怒与困惑的混合。
“福尔摩斯先生，”他走到我们面前，声音压得很低，“我刚从营地的通讯帐篷那边过来。彼得堡方面传来消息——基里洛夫死了。”
福尔摩斯的眉头微微一皱。“阿列克谢·基里洛夫？极光会的那个工程师？”
“正是他。”伊万说，“消息很简略，只说是在他位于彼得堡的住所中被发现，死因尚未公布。但我的线人——一个在第三厅档案室工作的抄写员——在电报中附了一句他本不该写的话。”他从大衣内侧口袋中取出一张折叠的电报纸，展开，念道，“‘尸体上没有外伤。面部表情极为异常。房间温度异常低，墙壁结霜。’”他抬起头，“福尔摩斯先生，基里洛夫是我见过的最坚定的人。他有一种近乎狂热的信念——他认为人可以通过自杀来证明自己是完全自由的，是超越了神的。他一直在等待一个他认为值得为之赴死的时刻。如果连他都死了——”
“他不是自杀。”福尔摩斯打断了他，语气平淡但不容置疑。
伊万愣住了。“您怎么知道？”
“因为面部表情。”福尔摩斯说，“您在电报中提到‘面部表情极为异常’。一个计划自杀的人——尤其是像基里洛夫这样将自杀视为哲学宣言的人——会带着一种满足感或至少是一种决绝的平静死去。他的面部肌肉应该呈现的是放松状态，而不是‘异常’状态。异常的面部表情意味着他在死前看到了某种他未曾预料的东西。他不是选择了死亡——他是遇到了死亡。”
伊万沉默了片刻，然后将那张电报纸重新折好，放回口袋。
“我需要见斯麦尔佳科夫。”伊万忽然说，语气变得异常坚决，“他在伙房？”
“我们刚从那里出来。”我说。
伊万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径直朝伙房走去。福尔摩斯目送他离开，然后以一种极其轻微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我说：“跟上去，华生。我想看看这对兄弟之间的对话——但我不能在场。我的在场会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你以医生的身份进去，装作检查斯麦尔佳科夫的身体状况。他们之间的互动方式，可能会告诉我们一些比斯麦尔佳科夫的预言更重要的东西。”
我点头，转身跟上伊万的步伐。当我掀开伙房的门帘时，伊万已经站在灶台前。斯麦尔佳科夫仍然坐在那把粗木板凳上，姿势与我离开时几乎完全一样——双手揣在袖子里，肩膀前倾，那双过于放大的瞳仁盯着灶膛中跳动的火焰。他听到脚步声，没有抬头，但嘴角出现了一丝极其微弱的弧度——这是猎物嗅到猎人气味时的本能反应。
“伊万·费奥多罗维奇，”他开口了，声音带着一种古怪的、几乎是亲昵的拖腔，“您终于来看我了。从彼得堡千里迢迢赶来，一路上都在写关于铁路和文明的辉煌文章——却一直等到今天早上才屈尊走进您同父异母弟弟的伙房。是什么让您改变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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