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会议室的空调吹得人后脖颈发凉。我坐到主位上，把笔记本打开，桌上摆着十来份装订好的《企业传承白皮书》初稿，封皮是深灰色的，印着公司logo和标题，看着比内部文件正式多了。
专家们陆陆续续进来，穿得都挺讲究，有拎公文包的，有夹文件夹的，互相点头打招呼，坐下时不紧不慢地掏出笔和本子。没人说话，气氛像开会前那种安静，但我知道这安静底下藏着活儿——待会儿就得听真话，不是客套。
“各位老师，感谢抽空过来。”我合上电脑，直起腰，“今天请你们来，不是走形式，是真想听听专业意见。这份白皮书我们写了快三个月，从框架到案例，改了八轮，内部也吵过几回。现在到了关键一步，得让外人看看，到底靠不靠谱。”
我顿了顿，扫了一圈：“咱们不搞长篇大论，每人十五分钟发言，重点说三点：第一，整体评价；第二，最该改的地方；第三，如果只让你加一个章节，你想加什么。我这边全程记，回去一条不落地列进修订清单。”
坐在中间那位戴眼镜的老先生点点头：“态度端正，这就对了。很多企业做这种事，是拿专家当背书用的，你倒好，主动找茬。”
我笑了下：“背书我也想要，但更怕将来被人指着鼻子说‘你们那本白皮书，全是拍脑袋写的’。我不图多光彩，就图别出丑。”
他笑了一声，翻开手里的册子：“行，那我先来。”
接下来四十分钟，节奏比我预想的还稳。几位专家轮流讲，话风都很实在。有人说结构完整，逻辑闭环做得不错，特别是老林集团那个案例，拆解得透；有人说语言够接地气，没堆政策术语，适合一线管理者看；还有人夸我们敢提“退出机制”，不像有些家族企业，传到第二代就开始装瞎。
表扬归表扬，刀子也都带着鞘递过来了。
“整体不错，但视野偏窄。”那位曾在新加坡做过家族办公室的女士合上材料，“你们谈的都是国内民企怎么交接班，可现实是，越来越多的企业主有跨境资产、子女在海外定居、继承人国籍多元。这些情况带来的法律冲突、税务安排、文化认同问题，你们几乎没碰。”
旁边一位做企业合规的男专家接话：“比如多国籍继承人，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但人家孩子拿了绿卡甚至护照，将来财产怎么分？按哪国法律执行？你们现在这套‘决策委员会+章程约束’的模式，在境外可能直接失效。”
我一边听一边写，纸面上已经密密麻麻记了半页。他们说得没错，我们确实把重点放在“怎么平稳交棒”上，对“棒子在国外怎么递”想得太少。
“还有一个建议。”那位新加坡回来的女士补充，“可以考虑设个‘国际化传承路径’专章，不用太厚，但得把基本问题列出来——比如离岸信托怎么搭、跨境表决机制怎么设计、涉外继承公证流程怎么走。哪怕只是提个方向，也能帮读者意识到风险。”
我点点头，把“国际化专章”四个字圈了起来。
眼看时间快到，我又问了一句：“如果现在只能改一件事，你们觉得最该补的是什么？”
几个人几乎同时开口。
“数据支撑。”合规专家说，“光有案例不够，最好能引用一些第三方调研，比如‘七成二代不愿接班’这类统计，增强说服力。”
“但也不能太学术。”另一位马上反驳，“一加图表、模型，文件就变研究报告了。这东西要的是指导性，不是论文答辩。”
我听着，没打断。两边都有理。一个要实证，一个要可读，其实争的是风格定位。
于是我拿起笔，在本子上画了三条线：“这样，我把建议分成三类。结构优化类，比如加国际化章节，优先做；内容深化类，比如补数据、引报告，同步推进，但控制篇幅；表达精炼类，比如某些段落太啰嗦，留到校对阶段处理。定调不变——还是政策建议型文风，不往学术路线偏。”
说完我看表，已经超了二十分钟。原定半小时，结果聊了五十分钟，谁也没喊停。
“今天真是收获大。”我站起身，“本来只想听点修改意见，没想到连方向都帮我校准了。后续修订进展我会定期同步，二稿出来，还得请你们再看一眼。”
专家们陆续起身收拾东西，有人笑着说：“你这个会开得痛快，不绕弯子，下次叫我我还来。”
助理进来收意见表时，我正翻着自己的笔记。纸上写了满满三页，关键词被圈了好几个：“跨境”“多国籍”“离岸架构”“数据引用”“表决效力”。
我合上本子，拎起包往外走。走廊灯亮着，跟刚才一样，照得地面反光。拐角处电梯还没到，我站在那儿等，脑子里已经开始想下周法务组能不能抽出人手，先做个初步调研。
门开了，我走进去按下楼层。手机震了一下，是行政提醒明天上午九点半有个项目评审预备会。
我回了个“收到”，把笔记本夹紧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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