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挂掉恒坤的电话，把手机扔进抽屉。
他们问我地还卖不卖，我说不卖了。
这话说出去，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但我知道，不能再按他们的节奏走了。
审批卡着，材料退了三次，理由全是“图纸坐标系不符”“环评标准引用不全”。可我们交的明明是最新版，设计院盖了章，第三方也出了合规证明。
明摆着是有人不想让项目过。
但我现在不打算再一遍遍重交了。
那天在办公室看完“反制档案”，我就想明白了——问题不在材料，而在时机。
你再合规，没有政策撑腰，基层也不敢批。
尤其是这种新模式的长租公寓，没先例，没人敢担责。
所以得换个打法。
我让助理调出最近三个月省内住建系统的公开动态，一条条翻。
看到一条新闻时，我停住了。
省住建厅开了个闭门会，讨论《城市青年租赁住房发展指导意见》草案。
里面有几句话很关键：“支持企业利用闲置资产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鼓励职住平衡试点项目”“简化非住宅类建筑改造审批流程”。
我心里一动。
这不就是给我们量身定做的吗？
我立刻打电话，找了个熟人打听会议细节。
对方说，这个政策正在征集意见，已经有几个城市在准备试点申报。
机会来了。
我没等，直接联系了一位姓陈的政策专家。
老陈在高校搞住房研究十几年，说话有分量，关键是不站队，只认数据。
我约他吃饭，把项目资料递过去。
他翻了两页就抬头看我：“你们这模式，租金比市场低百分之十五，靠什么盈利？”
我说：“靠规模和运营。”
“装修一次性投入大，但后续收房租、做社区服务，现金流稳定。而且我们用的是自有地块，没拿地成本。”
他点点头，又问：“住户怎么选？会不会变成低端聚集？”
“我们和街道合作，优先面向新就业大学生、技术工人，要求有劳动合同或社保记录。”
他笑了下：“你还挺认真。”
我说：“不是我想认真，是被逼的。材料交了三次，全被退回来。他们说没政策依据，不能批。”
他合上文件：“那你现在要的不是改图纸，是要让他们觉得这个项目值得批。”
我点头：“所以请您帮忙看看，怎么让我们的方案更贴政策方向。”
他答应了。
三天后，他带着修改意见来了。
最大的改动是加了三个模块：一是“青年安居积分体系”，二是“与本地企业用工对接机制”，三是“存量资产盘活率测算模型”。
他还建议我们在材料里突出“缓解租房难”“减少通勤压力”“提升城市人才留存率”这几个点。
“现在上面最关心的不是房子有没有人住，而是住进去的人能不能留下来。”他说。
我照做了。
当天下午，我们就重新整理了全套申报材料。
不只是补了几页纸那么简单，是整个逻辑链条都变了。
以前我们强调“企业转型”“业务创新”，现在改成“响应政策试点”“服务城市发展目标”。
名字也换了，不再叫“哲远长租公寓项目”，而是“哲远青年安居支持计划”。
改完那天，我给商业协会的老会长打了电话。
他在体制内多年，人脉广，尤其跟分管城建的副市长有过几次合作。
我请他帮忙约个时间，就说我们有个符合新政方向的试点方案，想当面汇报。
他问清情况后，答应了。
一周后，我在市政府旁边的茶馆见到了那位领导。
五十多岁，穿夹克，说话直接。
我开门见山，把新方案递上去。
他看了十分钟，抬头问我：“你们这个项目，能带动多少人就业？”
我说：“施工期直接用工两百人以上，后期运营需要安保、保洁、物业、社区专员，长期岗位六十个起步。”
他又问：“租金真能低百分之十五？”
“不止。”我说，“我们测算过，首年租金定价为周边同品质房源的百分之八十二，签三年约不涨价。”
他有点意外。
我又补充：“我们愿意签对赌协议——如果入住率连续六个月低于百分之八十，自愿退出试点。”
他笑了：“你还真敢说。”
我说：“不是我敢说，是我们有信心。现在年轻人不是不想留，是房子太贵。我们这块地位置好，离地铁口六百米，旁边有两个产业园。”
他低头继续翻材料。
十几分钟后，他合上文件夹。
“你们这个事，方向是对的。”他说，“现在省里推这个政策，就是要解决企业不敢动、基层不敢批的问题。”
我心里一松。
他接着说：“我会跟住建局打招呼，让他们尽快组织联审会。”
我起身道谢。
他摆摆手：“别谢我，你要真能把这事做成，是给全市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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