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5日，清晨六点十七分。
江城老城区，青石巷十二号，一栋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的红砖居民楼三楼最西头。我躺在一张铁架床上，猛地睁开了眼。
胸口像压了块水泥板，呼吸不畅，脑袋嗡嗡作响。梦里最后的画面还在眼前晃——父亲躺在ICU病房，身上插满管子，监护仪上的数字一条条归零。我跪在门口喊他，没人应。再后来，一群穿黑衣服的人踹开家门，把母亲按在地上，撕掉最后一张还款通知单。
我掐了自己一把，胳膊上立刻浮起一道红印。
疼。是真的。
我坐起来，环顾四周。铁架子床锈迹斑斑，床头贴着一张泛黄的“清华梦”纸条，字是我写的，歪歪扭扭。墙角有个掉漆的五斗柜，上面放着半瓶止咳糖浆和一盒没吃完的消炎药。墙上挂着一块手写倒计时牌，用红笔写着：“距高考还有2天”。
我没死。我回来了。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瘦，指节发白，指甲缝里还带着点黑泥——这双手，三年后会在工地搬砖时裂出好几道口子。但现在，它属于一个高三学生，十七岁，体重不到一百斤，脸上没肉，眼窝深陷，活像被生活提前榨干了油水。
我下意识摸向枕头底下，手指碰到一本硬皮病历本。这是父亲的医疗记录，前世我一直带在身边，直到烧成灰都没撒手。
翻开第一页，日期清清楚楚：2008年4月17日，江城市第一医院，诊断结果是肝癌晚期。
没错，时间对上了。
我继续往夹层里掏，指尖忽然碰到了几张折得整整齐齐的A4纸。
拿出来一看，标题是“民间借贷合同”，打印字体工整，落款写着“利丰投资有限公司”。借款人签名处，赫然是父亲的名字，下面还摁着红色手印。
第一份合同金额十五万，借款日期5月3日；第二份十三万，5月12日；第三份十万，5月28日。合计三十八万元。
利率栏写着：日息百分之三。
我盯着那串数字，脑子“轰”地一下炸开。
日息百分之三，意味着每天光利息就得一万一千四百块。一个月下来，利滚利能翻到百万以上。这不是借钱，是往火坑里跳。
我记得很清楚，前世这时候，我还以为家里只是欠了几万医药费。父亲一直瞒着，母亲也只说“周转一下”，谁也没告诉我具体数额。等我知道的时候，催债的人已经堵在学校门口，拿喇叭喊我名字，逼我还钱。
我把合同一张张叠好，塞回病历本夹层，放回枕头下。动作很轻，生怕发出一点声音。
就在这时，厨房传来锅铲刮锅底的声音，接着是水龙头哗哗响。然后，一声压抑的咳嗽。
是妈。
她现在应该刚做完凌晨三点的保洁工作回来，在给我煮早饭。那份工作是在城东一家夜市大排档做收桌洗碗，十块钱一小时，干满八小时才八十块。她每天来回要坐两个小时公交，穿一双磨破底的布鞋。
锅盖掀开的声音之后，是一声极轻的抽泣。短促，像是意识到不对立刻咬住了嘴唇，但那一瞬间的崩溃还是漏了出来。
我坐在床沿，手指攥紧了校服裤边。
她不知道我已经醒了，也不知道我刚刚发现了那三张能把人逼疯的合同。她只知道今天是6月5号，后天就是高考，儿子要考试，不能受影响。
可她一个人扛不住了。
我闭上眼，脑海里全是前世的画面——母亲跪在地上求对方宽限几天，对方一脚踢翻热水壶，烫了她的小腿；房子被强拆那天，她抱着父亲的遗像蹲在废墟旁，一句话不说；而我，站在人群外，手里攥着一张没来得及交的志愿表。
这一次，我不想再当个只能看着的人。
我站起来，走到墙角那面斑驳的镜子前。镜面有道裂痕，正好从中间把我脸劈成两半。左边显得憔悴，右边更像饿了好几天的流浪少年。
我拧开冷水龙头，掬了一捧水拍在脸上。凉意刺进皮肤，脑子清醒了些。
镜子里的我嘴唇动了动，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这一回，我不会再输。”
我不是什么天才，也没有突然觉醒系统或者预知未来的能力。我只是比别人多记得两年的痛苦。这就够了。
我打开书包，把课本塞进去。语文、数学、英语、理综，每一本都旧得边角卷起，封面被胶带粘过好几次。书包拉链有点卡，我用力一拽，才合上。
出门前，我又看了眼床头的倒计时牌。
“距高考还有2天”。
字还是红的，可我知道，真正倒计时的，不是考试，而是那三十八万债务爆发的时间。
我拉开门，楼道里一股霉味混着隔壁人家的油烟气扑面而来。楼梯台阶边缘已经磨平，扶手锈得厉害，一碰就掉铁屑。
我一步步往下走，脚步很稳。
阳光照进巷口的时候，我已经走到了主街。路边早点摊冒着热气，有人在买豆浆油条，老板吆喝着找零。公交车靠站，乘客挤成一团。
我背着书包，朝着学校方向走去。
书包里装的是课本。
心里装的是债。
还有，一次必须改写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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