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封锁墙内侧的临时邮局里，一个穿着褪色绿制服的中年邮递员蹲在分拣台旁边，把最后一袋信扎好口。他脸上有一道从额头到下巴的旧伤疤，浅褐色，是之前在送信途中被丧尸抓伤的。膝盖上缠着绷带，是昨天骑自行车穿过南城区废墟时被碎石绊倒摔的。他把信袋递给军车驾驶员，驾驶员接过，放在副驾驶座上，用安全带扣好。
“今天这些都能送出去吗？”邮递员问。
“能送的都送。北境那边的路昨天通了，东川的铁路还在修，南边得绕。”驾驶员停了停，“你腿怎么样了。”
“没事。皮外伤。”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用塑料袋包着的豆腐干，咬了一口。豆腐干是他老婆昨晚用配给的豆腐自己做的，切得很薄很薄，用酱油腌了一夜，咸得发苦，但扛饿。他嚼着豆腐干，把空了的信袋折好放回分拣台下，站起来，推起靠在帐篷边上的自行车。车筐里装着满满的信，有从北境来的，从东川来的，从军港前线来的，还有柳荫街那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用铅笔写在算术题背面的信——信封上歪歪扭扭写着“雷诺伊尔主席收”。
他骑上车，车铃铛在巷子里叮铃铃响，从巷口一直响到巷尾。
夜。政务院顶层办公室。雷诺伊尔坐在桌前，面前放着三样东西：方远志下午送来的物资库存周报表，德尔文从军港实验室带回的实验记录复印件，还有一封从柳荫街辗转送来的信。信是那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写的，用铅笔，字迹歪歪扭扭。
“雷诺伊尔主席你好，我叫小苗，今年七岁，我住在柳荫街大榕树旁边。我爸是送信的，他骑自行车骑得可快了。他昨天回家的时候给我带了一块糖，他说是封锁线外面一个穿灰衣服的爷爷给的。糖很甜。我留了半块给我妈，她还在医院里。等她好了我们一起吃。谢谢爷爷。”
他把信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远处有炊烟正在升起。不多，就那么几缕，从老城区那些还没熄灯的屋顶上缓缓飘起来。
他站了一会儿，转过身走回桌前，拿起笔，翻开下一份待签文件。笔尖落在纸上，很稳。
窗外，柳荫街尽头那棵老榕树下，最后一盏路灯还亮着。灯下有个人蹲在那里，膝盖上缠着绷带，正在把车筐里剩下的最后一封信塞进邮筒。邮筒的铁皮被夜露打湿了，摸上去凉凉的。他把信塞进去，关上投递口，骑上车走了。车铃铛又响了一声，然后巷子重新安静下来。
灯灭了。
柳荫街背后那间平房里，灶台已经擦干净了。三只豁口的蓝边碗倒扣在灶台上，碗底朝上，碗底那一圈深蓝色的环纹在月光里隐约可见。王桂芳侧身躺在炕上，面朝着墙上那张黑白照片。照片里她男人穿着军装，站在一架飞机前面，笑得很憨。她闭上眼睛。嘴唇还在轻轻发抖，但眉心是平的。
桌上那封信压在针线盒底下，露出半截。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里漏进来，照在信纸最后一行字上。
那行字写的是：等仗打完了，我们回去吃新鲜的。
灶台上的盐罐子里还有小半罐盐。盐罐旁边，那只豁口的蓝边碗里，碗底有一层极薄极薄的白色盐霜，在月光下泛着微光。明天天不亮，王桂芳就会起来，系上那条洗得发白的围裙，走到菜市场的豆腐摊后面，接过老孙手里的刀。刀落在案板上，闷闷的一声。她用刀尖把每一块豆腐的边缘修齐，把切下来的碎豆腐拢到一起，装进塑料袋里，放在案板角落——那是留给隔壁摊卖菜的老吴的。
柳荫街的早晨和北境的早晨是同一个早晨。北境永冻荒原深处，炊事班的灶台边，葛大柱正往锅里撒盐。他的手很粗，指节凸出，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油污。盐落在沸水里，迅速融化，只在铁锅边缘留下极细极细的一圈白色结晶。他用勺子搅了搅，舀起一勺汤尝了一口。
咸了。
他想起他姨。他姨每次做豆腐都放盐放得很轻，说盐贵，省着吃。但今天他多放了一把。不是忘了，是故意的。他们今天要往南推进三十公里，这一顿吃完，下一顿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把勺子放进锅里，盖上锅盖，蹲在灶火旁边。灶膛里的火，红一下，黑一下。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信纸，是昨天收到的回信——不是老孙写的，是菜市场隔壁摊老吴代写的，只有一行字：“信收到了。你姨说盐别放太多。”他把信纸折好，放回怀里，站起来，拿起铁勺敲了敲锅盖。
“开饭了！”
北境的天空很干净，没有月亮，只有星星。星星密密麻麻的，像碎盐撒在黑布上。
盐霜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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